MICHAEL PILLSB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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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在之后的数十年里,西方的许多中国观察专家曾自信地断言毛泽东领导的政府将会垮台。而另一些观察人士人则希望,中国政府里的温和派干部能带领中国成长为一个更加友善、温和及民主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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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如今,在中国即将迎来65岁诞辰之际,中国共产党似乎毫无退出历史舞台的打算。与毛泽东逝世以来的任何时期相比,目前的中共正处于实力最强、民族主义倾向最严重、也是维持一党制决心最坚定的时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并非一些人此前期盼的温和改革派领导人。藉着反腐运动的大旗,习近平强化了他在党内的权力,压制了民主的呼声。在本月早些时候对全国人大发表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要切实防止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党争纷沓、相互倾轧的现象”。即便在中国最后一块享有政治自由的土地香港,习近平也排除了2017年实行完全普选的可能。

到底发生了什么?西方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人士怎么总是如此误读中国呢?直到今天,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GDP、军队规模和情报预算、甚至是中国对西方的意图,专家之间都不曾达成共识。在中国将往何处去这个问题上,共识就更少,虽然大多数证据指向政治开支减少、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以及反对战后国际体系。

西方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有理解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中的专家认为,中国不会卷入朝鲜战争。肯尼迪和约翰逊认为,中国会对越南战争作壁上观。在那之前的每一届美国政府都认为,中国会永远与苏联保持一致,甘心做苏联的小弟。然后中苏边境战争于1969年爆发,美国外交界大为震惊。

当尼克松和基辛格上任之后,美国人的观点是,中俄之间的关系已经永久性破裂,因而才有了1972年让人吃惊的“开放”。到了里根上台时,流行的观点已经变成“所谓的共产主义中国”已经走上了自由市场民主的道路(里根自己就喜欢这么讲)。

而现在三十年过去了,这一幕还是没有到来。老布什(George H. W. Bush)那届政府里没有人预见到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一年之后,美国政策制定者再度被震惊了──中国逆转外交进程,开始购买俄罗斯战斗机和潜艇以威胁台湾。

事实证明,对于中国共产党将在政治改革面前萎缩并让步于一个多党民主制度的预测错得可怕。相反,这个政党通过招募中产阶层人士和百万富翁参与,改造了自己。多数估测表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仍是半官方控制的(不过我们也不能完全确定)。

同样的,事实也只让那些继续作出中国实行民主预测的教授和记者感到尴尬,例如吉利(Bruce Gilley)的著作《中国的民主未来,将怎样产生》(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How It Will Happen)。至于预测中国经济未来的书,则仍未达成共识。一本摆上了许多中国学者书架的名书《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和另一本名为《当中国统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的书针锋相对。

西方人还错误地预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实力,认为其将依然是一支“短腿”的陆基部队。然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4年8月与解放军将领讨论了追赶美国军力的创新计划。与会将领都有谁?有一些是原先被我们认为不代表中国政府主流想法的人,其中包括刘亚洲,也就是带有强烈反美色彩的电视宣传片《较量无声》(Silent Contest)的策划人。

目前,这些解放军将领都在抨击美国总统奥巴马(Obama),因为美国定于本周在关岛附近举行有两艘航母参加的常规军演。他们称,此举是美国的挑衅行为,旨在威胁中国的国庆活动。

换而言之,中国依旧充满着神秘色彩,而这个国家可能成为美国面临的最强大对手。

原因何在?为什么在我们花了60年时间对一个国家进行了研究、对抗、与之联合并再度发生冲突之后,我们仍对这个国家充满怀疑和猜测?

经过40年对中国人的研究之后,我得出的答案是,问题不在于中国,而在于我们自己。60年来,我们西方人一直通过我们自己的利益来看待中国,比如把中国当成潜在的制衡苏联的力量,或是美国贸易和商业投资的来源地。

我们向中国人身上投射了一个让人满意的形象──一个正在等待着转变成民主政体的国家,或是一个寻求全球和谐、容易驾驭的儒家文明。中国领导人寻求我们的经济、科学和军事方面的援助,我们因此感到安心,但却忽视了表明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增长的文字、行动和宣言。65年之后,我们并不知道中国想要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倾听部分与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相反的强有力的声音。

随着中国继续崛起,我们的第一步应该是放弃那些让我们感到舒服的假设和虚假现实。我们必须重新研究中国,并且承认,共产主义统治者已经下定决心,不会隐退到历史当中。

(MICHAEL PILLSBURY是的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资深研究员,也是美国国防部的一名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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