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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yajit Das
中
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模式，即从举债增长模式转向消费主导模式。当前的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拉动，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到50%左右，其中约一半是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也很多，年投资规模远超欧美，也超过其他新兴市场，是印度的两倍，拉美的四倍左右。与日本和韩国等具有可比性的国家的同一发展阶段相比，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也要高出10%-15%。
中国政府希望促进国内需求和消费，但在国有企业控制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下，完成这个任务难度很大。
Newman Communications via Bloomberg
本文作者Satyajit Das
中国消费能力并非停滞不前。过去10年，中国消费年均增速达到8%左右。不过，消费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也落后于13%以上的年均固定投资增长。目前，中国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只有35%左右。
如果中国经济年增速为8%，那么消费必须增长11%左右，才能把消费占GDP的比重拉高一个百分点，达到36%。假设经济增速为8%而消费增速为11%，中国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把消费占GDP的比重提高到40%。如果经济增长放慢，那么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就会加大。
第二，扩张过快、过度投资等历史问题需要妥善解决。中国有许多经济效益可疑的项目，以高速铁路和收费公路为例，这些项目光靠消费者是无法覆盖资本成本和运营开支的。许多投资无法带来足够的收入以偿还相关贷款，使银行等贷款机构面临损失风险。
第三，促进消费将意味着储蓄减少，这将影响中资银行的存款基础和融资成本，令银行处理不断增加的不良贷款损失的灵活度下降。为了拉动消费，政府还需要大幅提高家庭收入，这将威胁到中国企业已然非常微薄的利润率，使它们难以在国际市场保持成本竞争力。政府还必须加大社保投入，这会给公共财政造成压力。
第四，结构调整将造成增长放缓，至少在调整期间会放缓，这将体现在增长率下降或投资水平的下滑。经济增长放缓将进一步加剧挑战。
这些困难意味着中国领导人可能会继续实施债务驱动型投资，直到完全无法继续为止。
令人意外的国有企业
中国国有企业贡献了全国约三分之一的经济增加值。但在中国两大证券交易所上市的1,500家企业中，可能只有约50家是真正的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享有多种优势。
第一，建筑、基础设施、金融和银行业、保险、资源、媒体和电信等重要经济领域都由国有企业独享。由各级政府和中共控制的牌照和许可系统保证政府控制的企业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主要角色。
第二，国有企业享有从政府控制的金融机构优先获得资金的优势，可以获得约60%的银行贷款和中国超过75%的资本。国有企业可以享受这类廉价资本，使它们常常处于垄断或受保护的市场地位。
第三，国有企业可以享受一系列补贴，这包括税收优惠、投入成本补贴、以及优先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等。
第四，国有企业缴纳的红利极少，它们更愿意把利润用于在投资，有时候投资到多种多样甚至无关的业务。
尽管有些非同小可的竞争优势，国有企业的利润率却远不及中国400万至500万家民营企业。就提供就业岗位、纳税和产出而言，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重要得多。民营企业提供了约80%的城镇工作岗位，90%的净新增工作岗位，以及三分之二的固定资产投资。
国企拖累了经济
国企通常规模庞大，生产效率低下，缺乏问责机制，国企扮演的主要角色扭曲了资本配置，导致经济和金融低效。受保护的国企通常不会追求利润或是更高的效率，而是会在政府无声的支持下扩大规模，从事多样化经营，实施海外并购并购买新技术。
这造成许多行业的产能过剩。一个引人注意的例子就是光伏行业的过度投资，国有企业遵照政府加强可再生清洁能源的指令，结果导致全球市场充斥大量的太阳能板，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Suntech)等中国光伏制造商也因此破产。
在中国，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很难与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型国企抗衡，这就导致产品价格较高，产品选择有限，中国的老百姓不得不为此买单。
国有企业扮演的主导角色（主要在重工业领域）可能会阻碍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中国政府也承认服务行业的发展目标未能实现。服务业占中国GDP的比重为40%-45%，就业比重为35%，相比之下，在其他发展阶段与中国类似的国家里，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通常能达到60%甚至更高。
历届中国政府都认识到有必要改革国有企业。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时任中国总理的朱镕基领导了大规模的国企改革，使国企数量锐减了一半，成千上万家亏损的国企被重组、出售或私营化，约4,000万工人下岗。
此后，国企改革的步伐放缓。这一方面反映了政府对工人下岗问题的顾虑，同时也说明剩下的国有企业并未亏损，降低了重组的迫切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政府重新加强了对经济的控制，在银行、金融、运输、能源、天然气以及重工业等许多关键产业，国有企业占据了主导地位。
国企被大规模私营化的可能性不大。新的改革措施专注于提高国企分红以提升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政府将扮演一个耐心的长线投资者的角色，努力使资产价值最大化。
国有企业抵触改革，这不足为奇。大型国企所拥有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以及国有企业的领导者（许多人是部级官员）可能会成为改革路上的绊脚石。这方面的例子有：中央政府取消补贴反而促使省级政府增加了对国企的补贴，无锡政府出手救助了破产的尚德太阳能。
《论语》中有句话：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眼下，中国政府认为维持现状是明智的。历史会给出评判。
（Satyajit Das曾经是银行家，也是Extreme Money和Traders, Guns & Money的作者。）
本文译自Market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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