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ZWEIG
沈大伟开篇就对中国国内有关其国际身份的讨论给出了很有价值的总结。中国学术界仍然不太清楚他们国家的“国际角色”，因此造成了身份认同的错乱。这一学术精英团体主要由一群有着强烈排外主义特征和现实主义倾向的“左翼”构成，这意味着他们相信安全来自于全面自强。
因此，中国对外政策表态更注重重新被当作大国对待的道德权利，而不是它将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另外沈大伟觉得，虽然人们会听到有一些边缘声音表达一种“选择性多边主义”或“全球主义”的观点，但在有关中国国际定位的话语当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那些更有问题的观点。
在多数场景下，这本书都把中国形容为一个“不完全大国”(partial power)，这也就成了书的副题。意思是中国缺乏担当，称不上是一个大国。
在详尽分析中国对外政策及与主要国家、地区的关系之后，沈大伟将中国定性为一个“谨慎的外交角色”。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是“温和的修正主义者”，对二战后国际关系协调机构的运作方式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战。然而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中国没有兴趣处理全球治理中的问题，除非是在这些问题影响其国内利益的时候。
在一个详细分析中国军事触角的章节里面，沈大伟提到，由于缺少远程飞机和船只，中国不得不雇用外国企业来将3.5万名中国公民撤离战火中的利比亚。他认为，这说明中国还没有注重它在遥远海外的利益：“北京对参与国际事务仍旧举棋不定，仍旧专心于国内的发展及领土利益的捍卫（中国台湾、西藏、海上主权声索），这将继续对中国的国际安全角色产生限制作用。”
而中国自己对称霸之代价的担忧也会产生同样的作用。沈大伟发现，就算是在经济领域，尽管中国现在是12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尽管澳大利亚等主要国家的自身福祉系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还是一个不完全大国。虽然中国的对外投资是在增长，中国企业在其他市场发挥的角色仍然相对较小。
书中有关“软实力”的章节谈到了“软实力”概念范围内的所有组成部分：音乐、艺术、电影、时装、国际化媒体、教育交流、提高国际形象的政府行动；实际上也就是中国推销一种正面文化肖像所采用的一切形式。不过沈大伟在这方面也发现了一种“软实力赤字”，而形成这种赤字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威权政治体制给其他国家造成的印象。
另外，中国有关它正在推进“和谐世界”、实现“和平崛起”的说法，在东亚很多地方都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因为中国从2010年以来在领土争端中的强硬行为让外界更加担心其崛起造成的波折将大于其宣传所说。在沈大伟看来，行胜于言，中国“收买软实力而非建设软实力”的做法可以休矣。
虽然在整本书中沈大伟都只是点到为止，但在简短的最后一章，他捅破了窗户纸。在一页的篇幅里，他说中国不满、气馁、幽怨、愤怒、狭隘、自私、重商、孤独、国内不稳定、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互不信任。
难怪沈大伟认为，如果中国的“制度性融合”（加入国际组织）不以“规范性融合”（接受这些多边安排背后的自由世界规则）为补充，那么它就“没有为发挥国际领导者角色做好准备”。
沈大伟写出了一本好书，以其广度和对细节的驾驭来量度中国的国际触角。但我仍不清楚他是将自己的结论（中国事实上只是一个不完全大国）看作一种让人心安的东西，还是看作一种混合了有限能力与“无责任野心”的有毒鸡尾酒。显然他担心的一点是：如果中国真的成为一个大国同时又保留这一切负面特色，那么它就会利用新获得的影响力来改变现存自由秩序，使之滑向更坏的方向。
（作者崔大伟(David Zweig)是香港科技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政治学讲座教授。）
中
国的外交，中国对全球治理、贸易及投资的支持，其软实力，其军事触角，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国际化？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美国最杰出的中国观察家之一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试图通过采访中国及世界上的多位关键人物，并辅之以详尽的研究来回答这一问题。由此他写成了一部学术圈外的人们都可大快朵颐的佳作。沈大伟开篇就对中国国内有关其国际身份的讨论给出了很有价值的总结。中国学术界仍然不太清楚他们国家的“国际角色”，因此造成了身份认同的错乱。这一学术精英团体主要由一群有着强烈排外主义特征和现实主义倾向的“左翼”构成，这意味着他们相信安全来自于全面自强。
因此，中国对外政策表态更注重重新被当作大国对待的道德权利，而不是它将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另外沈大伟觉得，虽然人们会听到有一些边缘声音表达一种“选择性多边主义”或“全球主义”的观点，但在有关中国国际定位的话语当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那些更有问题的观点。
在多数场景下，这本书都把中国形容为一个“不完全大国”(partial power)，这也就成了书的副题。意思是中国缺乏担当，称不上是一个大国。
在详尽分析中国对外政策及与主要国家、地区的关系之后，沈大伟将中国定性为一个“谨慎的外交角色”。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是“温和的修正主义者”，对二战后国际关系协调机构的运作方式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战。然而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中国没有兴趣处理全球治理中的问题，除非是在这些问题影响其国内利益的时候。
在一个详细分析中国军事触角的章节里面，沈大伟提到，由于缺少远程飞机和船只，中国不得不雇用外国企业来将3.5万名中国公民撤离战火中的利比亚。他认为，这说明中国还没有注重它在遥远海外的利益：“北京对参与国际事务仍旧举棋不定，仍旧专心于国内的发展及领土利益的捍卫（中国台湾、西藏、海上主权声索），这将继续对中国的国际安全角色产生限制作用。”
而中国自己对称霸之代价的担忧也会产生同样的作用。沈大伟发现，就算是在经济领域，尽管中国现在是12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尽管澳大利亚等主要国家的自身福祉系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还是一个不完全大国。虽然中国的对外投资是在增长，中国企业在其他市场发挥的角色仍然相对较小。
另外，中国有关它正在推进“和谐世界”、实现“和平崛起”的说法，在东亚很多地方都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因为中国从2010年以来在领土争端中的强硬行为让外界更加担心其崛起造成的波折将大于其宣传所说。在沈大伟看来，行胜于言，中国“收买软实力而非建设软实力”的做法可以休矣。
虽然在整本书中沈大伟都只是点到为止，但在简短的最后一章，他捅破了窗户纸。在一页的篇幅里，他说中国不满、气馁、幽怨、愤怒、狭隘、自私、重商、孤独、国内不稳定、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互不信任。
难怪沈大伟认为，如果中国的“制度性融合”（加入国际组织）不以“规范性融合”（接受这些多边安排背后的自由世界规则）为补充，那么它就“没有为发挥国际领导者角色做好准备”。
沈大伟写出了一本好书，以其广度和对细节的驾驭来量度中国的国际触角。但我仍不清楚他是将自己的结论（中国事实上只是一个不完全大国）看作一种让人心安的东西，还是看作一种混合了有限能力与“无责任野心”的有毒鸡尾酒。显然他担心的一点是：如果中国真的成为一个大国同时又保留这一切负面特色，那么它就会利用新获得的影响力来改变现存自由秩序，使之滑向更坏的方向。
（作者崔大伟(David Zweig)是香港科技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政治学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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