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
《中国改革的歧路》这本书收入了三篇文章：一篇是2011 年的“访谈”，一篇是2012 年 12 月的“讲演”，一篇是过去半年多的“笔记”。“访谈”以个人经历为线索，力求反映从 1950 年代到“文化大革命”，再到 1980 年代改革的历史逻辑；“讲演”是揭示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危机和不断革命、持续改革之间的关系；“笔记”选择了当下中国面临的八个问题加以分析。这三篇文章，试图在纵向审视中国当代历史的同时，也从横切面剖析中国现阶段最重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回答：为什么中国的改革走上了歧路？
中国改革走上歧路的根本标志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正。在改革初期，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可以解决“公平”问题，却无法解决“效率”问题，需要引进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为此，不得不牺牲一部分“公平”以换取“效率”，并付出一定的社会代价。然而，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物质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却变成了世界上贫富差距扩大最快的国家；也是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至少排在日本、德国、美国、印度之前。中国人民付出了“公平”的代价，却没有分享到“效率”的果实。广大民众都不认为自己是改革的真正受益者。
在今天的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得到的是很小部分的社会财富。在他们中间，有多少工人下岗，有多少农民工血汗得不到补偿，有多少农民失去家园、家庭破碎，有多少青春女子堕入色情行业，有多少人被迫生存在生态遭到毁坏的环境中，还有多少人得不到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这样的代价已经为整整一代人所承受，但要偿还这笔庞大的社会负债，却不是下一代人可以完成的。新生“富有”阶层的人口比重不过百分之几，却占有了绝大部分的社会财富。这个“富有”阶层的财富从原始积累到高速膨胀，少有来自辛勤的体力劳动和创造性脑力劳动，也少有来自技术创新，而是高度依赖政治特权和制度性腐败，寄生于不断扩大的垄断和寡头经济。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中国改革背离初衷走上歧路？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是极权主义、威权主义和集权主义“杂合”而成的“中国特色”政治体制。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不可能有权力制衡、法律约束和舆论监督，不可能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权力和财富的结合，传统行政资源和现代市场经济工具的结合，本土资本和国际资本的结合，垄断国企和跨国公司的结合，“土八路”、“红卫兵”和“华尔街“的结合，“共产主义”和“福特主义”、“消费主义”的结合，“中央集权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结合，使中国突变出一种古今中外罕见的奇特“能量”。此种由贪欲、权势和资本混合而成的“能量”，导致中国社会的全面失衡。
有一种很有影响的说法：以投资拉动和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已经不能继续。这只说对了一部分。支撑过去增长模式的还有充裕和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与之联系的不公平的分配制度。如果说，中国经济发展曾经有过“改革红利”的话，这个“红利”并没有在全民中间进行合理分配，人民事实上早已被剥夺了参与分配的权利。如今，财富的不公正分配、严重的贫富差距，不仅彻底完结了“改革共识”，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了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民意基础，戳破了“增长就是一切”的迷思。多年来，不少人比较中国和俄罗斯、东欧，认为中国的“渐进改革”或者“增量改革”要优于俄罗斯和东欧的“休克疗法”，甚至实现了“伟大”的制度转型。显然，这样的结论下得过早。评价任何历史性变革，经济增长速度并非最重要；重要的是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财富如何公平分配，以及经济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如果把“改革”比喻为行驶了三十五年的一辆列车，十几亿人是乘客，政府是车组人员。车组人员已经更换多次，车体很少维修。乘客从失望到绝望，却依然不知道这趟改革列车还要走多久，尽头在哪里。现在，已经到了全体乘客和车组人员都要面对如何把列车从歧路搬回正轨的时候了。否则，列车越走越远，难以避免出轨倾覆的危险。这样的代价是整个民族和国家所承担不起的。
什么是改革的正确轨道？1980 年代旨在经济上“藏富于民”和政治上“还权于民”的改革，就是中国曾经实践过的正确轨道。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继承1980 年代的改革遗产。为此，必须转变“运动就是一切”的思维方式，正视“改革的宗旨、内容和目标”。现在最紧迫和重要的选择是：打破垄断资本主义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格局；抑制垄断，建立市场经济，实现公正竞争；增加促进社会平等的公共支出，重建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彻底改革税收制度，使之更公平、更有效率；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而实践所有这些选择，都需要一个得到权力制衡和人民监督的好政府，也就是“宪政民主”政府。
“宪政民主”的路就在前面摆着。中国现在的问题早已不是宪政民主道路对不对、可行不可行，而是如何迈出第一步的问题。统治阶层须纠正其对人民素质的严重偏见，克服对民主政治的恐惧，并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和抵制。人民则需要信心、理性、勇气和参与。乌坎村民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在这方面，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兴起于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很值得思考和借鉴。那时美国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陷入危机：垄断严重，贪婪和腐败盛行，贫富差距急速扩大，社会分裂，道德水准低落，“只要我能发财，让公众利益见鬼去吧”的理念弥漫全国。但随着进步主义运动的展开，美国开始实施反托拉斯法抑制垄断，制定法律保护环境、保障劳工利益、保护食品安全。今天回头再看美国的“进步主义”，不难发现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避免社会分裂的前提下，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公平，增加平等机会。1910 年 8 月 31 日，曾在进步主义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告诉人民：每一次为了人类更好所进行的富有智慧的斗争，都要以实现更大程度的机会平等作为最主要的目标。
今日中国也需要一个类似美国“进步主义”的社会运动。然而，美国当时的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已经相当成熟，并为“进步主义”提供了历史前提；通过这次运动，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中国显然尚不具备这些条件。就此而言，中国的社会进步亟需突破政治体制的制约，从而实现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良性循环。追求实现宪政民主和促进机会平等，是摆在我们眼前急迫的双重任务。
宪政民主也是世界的主流和潮流。自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俄罗斯和其他独立之后的前加盟共和国，以及东欧国家实现了民主宪政的转型；绝大多数的拉美国家，亚洲的印尼、马来西亚、缅甸等国家，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先后回归民主宪政之路。近年来，阿拉伯世界重新启动民主宪政进程。民主宪政迅速在发展中国家得到普及。普世价值和民主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如此传播。这一切表明，在当代世界存在着两种全球化，一种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以资本和贸易自由化为特征的全球化；还有一种由数十亿人民主导的，以民主宪政为特征的全球化。没有后一种全球化，人民不可能制衡与前一种全球化相联系的跨国公司的扩张，政府和垄断企业的联盟和制度性的贪污腐败；人民也没有可能形成对抗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扩大的国际压力。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长期地脱离和违背后一种全球化。
百年前的1913 年，是中国现当代史上的关键一年。这年以全国性的参众两院复选、宪法讨论会成立开始，接着宋教仁遇刺，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依法就任大总统。到了年末，新国歌《于万斯年歌》广泛传唱。但正是在这一年，中国与民主宪政失之交臂，种下了不按法治原则解决政治冲突的先河，国家也从此进入了持续不断的政治动荡和各式各样的革命。我多么希望百年之后的 2013 年，能成为中国各种健康力量得以整合，重新建立分配正义，形成“宪政民主”共识和启动民主化进程的历史拐点。
（编者按：本文作者朱嘉明现任教于维也纳大学。本文是朱嘉明新书《中国改革的歧路》（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1月）的前言。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中国改革的歧路》这本书收入了三篇文章：一篇是2011 年的“访谈”，一篇是2012 年 12 月的“讲演”，一篇是过去半年多的“笔记”。“访谈”以个人经历为线索，力求反映从 1950 年代到“文化大革命”，再到 1980 年代改革的历史逻辑；“讲演”是揭示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危机和不断革命、持续改革之间的关系；“笔记”选择了当下中国面临的八个问题加以分析。这三篇文章，试图在纵向审视中国当代历史的同时，也从横切面剖析中国现阶段最重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回答：为什么中国的改革走上了歧路？
中国改革走上歧路的根本标志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正。在改革初期，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可以解决“公平”问题，却无法解决“效率”问题，需要引进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为此，不得不牺牲一部分“公平”以换取“效率”，并付出一定的社会代价。然而，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物质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却变成了世界上贫富差距扩大最快的国家；也是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至少排在日本、德国、美国、印度之前。中国人民付出了“公平”的代价，却没有分享到“效率”的果实。广大民众都不认为自己是改革的真正受益者。
在今天的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得到的是很小部分的社会财富。在他们中间，有多少工人下岗，有多少农民工血汗得不到补偿，有多少农民失去家园、家庭破碎，有多少青春女子堕入色情行业，有多少人被迫生存在生态遭到毁坏的环境中，还有多少人得不到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这样的代价已经为整整一代人所承受，但要偿还这笔庞大的社会负债，却不是下一代人可以完成的。新生“富有”阶层的人口比重不过百分之几，却占有了绝大部分的社会财富。这个“富有”阶层的财富从原始积累到高速膨胀，少有来自辛勤的体力劳动和创造性脑力劳动，也少有来自技术创新，而是高度依赖政治特权和制度性腐败，寄生于不断扩大的垄断和寡头经济。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中国改革背离初衷走上歧路？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是极权主义、威权主义和集权主义“杂合”而成的“中国特色”政治体制。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不可能有权力制衡、法律约束和舆论监督，不可能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权力和财富的结合，传统行政资源和现代市场经济工具的结合，本土资本和国际资本的结合，垄断国企和跨国公司的结合，“土八路”、“红卫兵”和“华尔街“的结合，“共产主义”和“福特主义”、“消费主义”的结合，“中央集权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结合，使中国突变出一种古今中外罕见的奇特“能量”。此种由贪欲、权势和资本混合而成的“能量”，导致中国社会的全面失衡。
有一种很有影响的说法：以投资拉动和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已经不能继续。这只说对了一部分。支撑过去增长模式的还有充裕和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与之联系的不公平的分配制度。如果说，中国经济发展曾经有过“改革红利”的话，这个“红利”并没有在全民中间进行合理分配，人民事实上早已被剥夺了参与分配的权利。如今，财富的不公正分配、严重的贫富差距，不仅彻底完结了“改革共识”，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了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民意基础，戳破了“增长就是一切”的迷思。多年来，不少人比较中国和俄罗斯、东欧，认为中国的“渐进改革”或者“增量改革”要优于俄罗斯和东欧的“休克疗法”，甚至实现了“伟大”的制度转型。显然，这样的结论下得过早。评价任何历史性变革，经济增长速度并非最重要；重要的是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财富如何公平分配，以及经济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如果把“改革”比喻为行驶了三十五年的一辆列车，十几亿人是乘客，政府是车组人员。车组人员已经更换多次，车体很少维修。乘客从失望到绝望，却依然不知道这趟改革列车还要走多久，尽头在哪里。现在，已经到了全体乘客和车组人员都要面对如何把列车从歧路搬回正轨的时候了。否则，列车越走越远，难以避免出轨倾覆的危险。这样的代价是整个民族和国家所承担不起的。
什么是改革的正确轨道？1980 年代旨在经济上“藏富于民”和政治上“还权于民”的改革，就是中国曾经实践过的正确轨道。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继承1980 年代的改革遗产。为此，必须转变“运动就是一切”的思维方式，正视“改革的宗旨、内容和目标”。现在最紧迫和重要的选择是：打破垄断资本主义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格局；抑制垄断，建立市场经济，实现公正竞争；增加促进社会平等的公共支出，重建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彻底改革税收制度，使之更公平、更有效率；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而实践所有这些选择，都需要一个得到权力制衡和人民监督的好政府，也就是“宪政民主”政府。
“宪政民主”的路就在前面摆着。中国现在的问题早已不是宪政民主道路对不对、可行不可行，而是如何迈出第一步的问题。统治阶层须纠正其对人民素质的严重偏见，克服对民主政治的恐惧，并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和抵制。人民则需要信心、理性、勇气和参与。乌坎村民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在这方面，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兴起于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很值得思考和借鉴。那时美国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陷入危机：垄断严重，贪婪和腐败盛行，贫富差距急速扩大，社会分裂，道德水准低落，“只要我能发财，让公众利益见鬼去吧”的理念弥漫全国。但随着进步主义运动的展开，美国开始实施反托拉斯法抑制垄断，制定法律保护环境、保障劳工利益、保护食品安全。今天回头再看美国的“进步主义”，不难发现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避免社会分裂的前提下，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公平，增加平等机会。1910 年 8 月 31 日，曾在进步主义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告诉人民：每一次为了人类更好所进行的富有智慧的斗争，都要以实现更大程度的机会平等作为最主要的目标。
今日中国也需要一个类似美国“进步主义”的社会运动。然而，美国当时的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已经相当成熟，并为“进步主义”提供了历史前提；通过这次运动，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中国显然尚不具备这些条件。就此而言，中国的社会进步亟需突破政治体制的制约，从而实现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良性循环。追求实现宪政民主和促进机会平等，是摆在我们眼前急迫的双重任务。
宪政民主也是世界的主流和潮流。自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俄罗斯和其他独立之后的前加盟共和国，以及东欧国家实现了民主宪政的转型；绝大多数的拉美国家，亚洲的印尼、马来西亚、缅甸等国家，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先后回归民主宪政之路。近年来，阿拉伯世界重新启动民主宪政进程。民主宪政迅速在发展中国家得到普及。普世价值和民主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如此传播。这一切表明，在当代世界存在着两种全球化，一种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以资本和贸易自由化为特征的全球化；还有一种由数十亿人民主导的，以民主宪政为特征的全球化。没有后一种全球化，人民不可能制衡与前一种全球化相联系的跨国公司的扩张，政府和垄断企业的联盟和制度性的贪污腐败；人民也没有可能形成对抗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扩大的国际压力。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长期地脱离和违背后一种全球化。
百年前的1913 年，是中国现当代史上的关键一年。这年以全国性的参众两院复选、宪法讨论会成立开始，接着宋教仁遇刺，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依法就任大总统。到了年末，新国歌《于万斯年歌》广泛传唱。但正是在这一年，中国与民主宪政失之交臂，种下了不按法治原则解决政治冲突的先河，国家也从此进入了持续不断的政治动荡和各式各样的革命。我多么希望百年之后的 2013 年，能成为中国各种健康力量得以整合，重新建立分配正义，形成“宪政民主”共识和启动民主化进程的历史拐点。
（编者按：本文作者朱嘉明现任教于维也纳大学。本文是朱嘉明新书《中国改革的歧路》（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1月）的前言。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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