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
对
于大陆读者来说，中华民国是一个过去式。这个过去式是指1912-1949年在大陆存在的那段历史。对于这段历史，真的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短短几十年，沧海桑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我们过去所熟知的历史叙事，在不知不觉中被颠覆、被解构、被重建。不会有谁再相信三座大山、四大家族，更不会以为国民党丢掉大陆是因为蒋介石不如毛泽东，国民党不如共产党。因为我们现在有机会将这段历史放在世界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知道国共冲突说到底是二战后苏美冷战的产物，因而我们今天也就能够比较理智地去看待那三十八年，比较理智地看待所谓三座大山、四大家族，是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宣传，是传说，不是历史。
在中国人的概念中，王朝更迭、政权更替原本只是一件寻常事。传统士大夫从不过度在意这些更迭和更替，反而认为中国政治之所以在几千年一直保持活力，之所以中国社会历史“超稳定”，主要就是因为一家一族之兴亡时刻警醒统治者如履破冰如临深渊兢兢业业不敢懈怠。也正因如此，传统中国王朝更迭政权轮替后，一般说来，除最初阶段需论证建政合法性，大致总能温情看待前朝，没有持续几十年上百年一直妖魔化前朝的事情。
然而，中国革命太特殊。由于苏美两强长期主导全球冷战，中国在1949年后三十年没有走出战争阴影。从更大视角去观察，我们甚至到今天都没有真正从战争阴影中走出，没有构建一个常态社会体制，整个社会依然处于莫名恐惧中，阴谋论泛滥就是一个最明显的表征，丑化对手张扬自己伟大就是心虚。
现在，蒋介石日记开放了，中华民国史研究也在深入，我们有条件重新认识国民党、蒋介石，逐渐意识到真实的蒋介石可能并不是“革命史叙事”中所说的那个样子。国共两党恩怨情仇应该随着两党大佬级人物相继去世而成为往事，国共之间在民族大义、国家前途等重大关切上，其实具有非常多的相似性和相同性。这一点在今天应该说已得到海峡两岸普遍认同，重构国共1949年前的争斗史，应该说问题并不是太大。
重构民国史难度比较大的是蒋介石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前的十七年。这十七年如用过去话语去表达，就是“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时期”。然而如果仔细想想，这个说法其实很有问题，是对民族历史不尊重。
这些年的历史研究，已经不太认可“革命史叙事”对袁世凯的判断，不认为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成果，成了“窃国大盗”。袁世凯“帝制自为”确实是罪不可逭的大事件，不论这件事具有怎样的外因，毕竟是袁世凯没有把持住内心帝王意识恶魔，毕竟违反了自己保护民国保护共和的政治誓言。公平而言，本来有机会成为中国华盛顿的袁世凯，就因贪心不足而成为千古罪人。
袁世凯的帝制自为没有多少可辩解的空间，但并不能说袁世凯一无是处。果如此，我们无法理解袁世凯如何获得李鸿章、慈禧太后、光绪帝、庆亲王、荣禄等人信任，无法理解他的那些北洋老哥们为什么一辈子忠心耿耿不弃不离，还有围绕着袁世凯周围的文人雅士，比如严修和严复，为什么始终不愿与袁世凯决裂。袁世凯当然不是一代明君圣人再世，袁世凯那个时代也不是中国历史上最光明的时期。不过，如果实事求是评估1912年后的中国，我们应该承认中国确实在立宪道路上艰难行进，至少在1912年至1916年袁世凯帝制自为前，中国应该类似于法国历史上的“第一共和”。
走向共和是对两千年帝制的巨大颠覆，是从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的关键。一个终结两千年帝制的巨大变革，如果没有一次或几次反复，似乎也不太可能。不过必须承认的是，不论是袁世凯帝制自为，还是稍后张勋复辟，民主共和宪政的方向已无法改变，中国宪政道路无论怎样艰难，走向宪政还是中国政治必由之路。
假如我们将袁世凯帝制自为看作中国民主宪政后“第一帝国”的话，那么之后重建的共和体制就是“第二共和”。事实上段祺瑞不仅以“再造共和”英雄自居，人们也是用这种眼光打量这段历史。
“第二共和”之后引发了“府院之争”，府院之争又引发了张勋复辟。张勋复辟营造了一个最短命的“第二帝国”，十几天的帝制复辟意味着任何人再想用帝王名义重构社会已基本不可能。所以在段祺瑞“三造共和”击退张勋逆流后，“第三共和”应该是此后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与段祺瑞同时或稍后的军人，无论怎样觊觎大位，贪婪权势，他们再也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称帝，他们可以贿选大总统，也没有办法用枪杆子去夺取权力。这是中国政治的进步。
公平而言，袁世凯之后北洋系军人把持权力的那些年，不能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时期，但至少不是最坏时期，中国人的民主权利在这个时期获得了基本满足，中国人的世界意识、民族国家意识也在这个时候觉醒。
然而，我们究竟是在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开始低估这个时代呢？其实追根溯源，还是因为国民党、因为孙中山，还有苏联及共产国际。
孙中山是中国革命先行者，他在十几年海外流亡生涯中构思着中国未来，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缺陷，因而为中国未来规划的路线图就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还有军政、训政及宪政三阶段民主政治论。孙中山的制度设计当然有其合理性。但实事求是地说，孙中山十七年流亡生涯太不知道国内政治进程，中国在晚清十年经过新政和预备立宪的训练，进入民国，走向共和，已不可能从一种宪政状态回到军政、训政起点。所以当孙中山不得不结束南京临时政府，当袁世凯在北京重建中华民国政府时，孙中山的这些理论创造，比如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还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不再有人提及，不再有人注意。孙中山此后反复告诫国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其本意应该由此得到一点启示。
民国政治复杂性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当然继承人，它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始终拉住孙中山这面旗帜。拉住孙中山，必然要否定孙中山的对立面，于是我们多少年来跟着孙中山鹦鹉学舌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因为要拉住孙中山，所以我们还要批判蒋介石，指责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教诲，不是孙中山的学生。于是乎，1949年前的中华民国史一分为三，处处是妖魔，时时有陷阱。
历史不可能永远被遮蔽，我们之所以要“重述民国故事”，就是希望将那些被遮蔽的人和事回归本真，讲述一个与先前普遍认知不太一样的民国故事，重建一个合乎历史真实的中华民国叙事。
（本文作者马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文明通论》、《晚清二十年》等。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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