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uters
上图为今年8月在香港举行的一场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展览。邓小平提出香港在1997年回归后实行“一国两制”。
Andrew Browne
香
港对中共的不信任根深蒂固，这座城市主要是由中国大陆的大饥荒和中共政治暴力所造成的难民们建立起来的。深知这点的邓小平巧妙地绕过了这道障碍。正因为认识到中共在香港缺乏公信力，一旦强行接收就可能摧毁公众信心并破坏经济，邓小平提出在1997年香港回归后实行“一国两制”。
由于邓小平的卓见，香港得以保留英国式的法院和行政体系，中国大陆还承诺未来通过民主程序选举香港领导人。
然而现如今，中国大陆领导人对这种政治实用主义的态度明显冷淡了，也不屑于用微妙和妥协的手段来处理香港问题了。
人们从全国人大周日做出的决定中不难得出上述结论。全国人大对香港特首选举制度的安排实际上赋予了中共否决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香港行政长官候选人须经提名委员会筛选。中国大陆过去曾明确提出爱国者治港的原则，而在中共的语境中，爱国即爱党。
结果就是，中共可能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与很多香港市民长期对峙的局面，而这正是邓小平曾经极力避免的情况。
公众对香港未来的信心无疑会受到影响，且香港社会骚乱可能会给经济带来冲击。
亲民主组织“占领中环”(Occupy Central)曾威胁称，如果中国政府不为香港在2017年下届选举中提供真正的选择，他们将展开大规模非暴力抵抗运动，让主要商业区陷入瘫痪。现在所有系统都主张进行抗议，因为这种选择幅度被大幅缩小。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近期刊登了一篇抨击“占领中环”的文章。文章问道：人们怎么会想搞乱自己的家园？他们当然不想。这也是香港对峙现象背后的悖论。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地方会像香港那样倾向于非暴力抵抗运动，或展示出更多责任感和公民美德。
香港市民以遵纪守法闻名，即便是在加入抗议游行队伍时也不例外。近年来香港发生了数百起抗议事件，焦点为教育和福利改革等实际问题，其中抗议群体以中产阶级为主，有一些人会举家跟着游行队伍前行。其实抗议行动在中国内地也很普遍，但抗议者常会出现情绪失控的情况，防暴警察则以催泪瓦斯和警棍介入。相比之下，香港的抗议活动总体气氛还是相当平和。
抗议活动恶化为暴力冲突的事件因为十分罕见而被铭记，如肆虐的台风一样被视为历史上的创伤时刻。
如今香港人仍然会谈起1966年的天星小轮(Star Ferry)加价事件，当时这家渡轮客运公司小幅上调船费招致人们的抗议，最终引发了骚乱。
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中庸的香港社会对于政治动荡危险的深刻认识。大多数香港人要么是难民，要么是难民的后代。上世纪50年代的人为 荒和之后的十年文革使得许多人逃离中国大陆来到香港。
时至今日香港人仍未忘记历史上最惨重的街头暴乱，1967年红卫兵将文化大革命带到香港，与防暴警察对峙，到处投放简陋的自制炸弹。
然而如今，与政治相关的暴力活动再度出现。去年，一人驾驶汽车撞击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Jimmy Lai)的宅邸，并在门外摆放斧头、刀和一封恐吓信。上周四，香港廉政公署(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官员就黎智英向亲民主政治人士捐款一事造访了他的住所。黎智英是“占领中环”运动的著名支持者。
今年2月，《明报》(Ming Pao)前总编在一起黑手党式的刀砍袭击中严重受伤，一些人认为这一事件是对新闻自由的侵犯。
全国人大的决定必然会加剧政治紧张形势，进一步令社会两极分化。今年以来香港已经有超过100万人举行游行，其中既有支持“占中”诉求的，也有反对的。
香港对内地的看法一直是希望与担忧兼而有之：希望的是内地的崛起将提升香港自身的经济前景；担忧的是马列主义政治控制之手将伸到香港。
如今，似乎希望和担忧都成真了。内地的繁荣极大提升了香港作为一个贸易中心的地位，香港的购物中心满是讲普通话的内地购物者。
当然，这也带来了问题。过多当日往返的内地游客涌入本就拥挤不堪的香港，造成了社会摩擦。内地人的不良生活习惯很容易令香港人感到反感，比如让小孩子在公众场合小便。与此同时，内地的有钱人推高了香港楼市的价格，使得香港本地中产阶级更加买不起房子。大量内地孕妇到香港产子也加剧了香港医疗系统的压力。
内地人在香港风评很差，常常被称为“蝗虫”。
但这些都只是小问题。北京对香港政治的干涉才是引发更严重忧虑的根源。
末任港督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在其所着《东方与西方》(East and West)一书中嘲讽一名坚持认为中国政府不会妄图操纵香港选举的前香港官员，称“他们只是想提前知道选举结果”。
这无疑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周日公布的香港普选决定产生的长期影响，而短期影响将是更多公民抗命活动的爆发。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