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yajit Das
日本战后的经济复苏和中国近期的经济增长都是依靠出口和廉价劳动力。汇率低估使出口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而出口的促进则是以牺牲民众的家庭收入和消费为代价的。
除此以外，中国和日本都鼓励高储蓄，然后将储蓄用于投资。两国都产生了庞大的贸易顺差，并将其投资于以美国国债为主的海外资产，以规避本币升值的风险并助力海外获得资金购买其出口产品。两国还利用国内资金支撑高额投资，以推动经济增长。
日本的乐曲在1985年9月戛然而止：《广场协议》(Plaza Accord)的签署迫使日圆升值，导致日本出口减少、经济增长放缓。
为恢复增长，日本决策者又掀起一轮信贷驱动的投资浪潮，来抵消日圆升值的影响。此举形成资产价格泡沫，并最终归于破灭。然后日本又利用政府支出和低利率来避免经济活动的崩溃，结果却是失衡状况有增无减。
日本自此背上了庞大的财政赤字、高昂的政府债务和臃肿的央行资产负债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支持政府运转、支撑资产价格。
酝酿中的银行业危机
一直到1990年，日本都还是非常成功的──强劲增长过程中只出现过短暂中断。从1990年起，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陷于经济停滞接近20载不曾中断。
中国反对仓促重估人民币，根源在于它要避免走日本的老路。
但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方式很像《广场协议》之后的日本。（金融危机造成中国出口剧减、经济活动放缓。）
中国通过国有银行系统的快速信贷扩张而非政府支出来推动经济增长，掀起了一股投资浪潮。
而跟之前的日本一样，中国银行系统不堪一击。中国不是通过财政赤字、而是通过银行直接向指定项目放贷来维持高水平的增长。
中国依靠估值过高的资产作为质押、依靠现金流不足的基础设施项目来偿债，意味着很多贷款将无法偿还。这些坏账可能会引发银行业危机，也有可能抽走中国庞大储蓄和收入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削弱经济的增长潜能。
另外，日本在危机开始的时候比中国富裕得多，所以在应对经济放缓的时候拥有相当大的优势。日本还拥有良好的教育体系、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以及勤勉的工作作风，这些有助于它的调整。日本拥有世界一流的制造业以及电子、重工行业的丰富知识产权，这也是它的一个优势。
相比之下，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用进口原材料来组装、生产产品用于出口。当前劳动力的短缺和工资的上涨正在削弱其竞争力。中国在创新和高科技制造方面的努力也还处于初步阶段。
中国有关部门承认，信贷推动的投资战略导致资本错配、投资效率低下、国有银行蒙受贷款损失。
中国的挑战
近几年，外界普遍地对中国的成就越来越感到惊叹。但如果中国无法完成必要的经济转型，其惊人成功最终归于猛然失败是完全有可能的。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能不能避免成为下一个日本。
中国摒弃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依靠补贴无休止地扩张产能、来推动经济增长，已经越来越不可行。维持或调整现行战略的举动有可能造成大于预期的经济减速，给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稳定带来影响。
全世界都认为中国将保持增长，只是增长速度会比近几年减缓。这种观点依据的是世界经济需要什么，而不是现实情况是什么。正如小说家C.S.刘易斯(C.S. Lewis)所说：“寻找真相，最后找到的可能是安慰；寻找安慰，最后找不到安慰也找不到真相，只有虚幻泡沫和一厢情愿，最终以绝望收场。”
（本文作者Satyajit Das曾是银行家，著有《极限金钱》(Extreme Money)和《交易员、枪和钱》(Traders, Guns & Money)。）
本文译自MarketWatch
中
日在历史上不乏冲突和竞争，但两个国家有着一样的发展模式。如果不小心的话，中国经济也许会重蹈日本的覆辙。日本战后的经济复苏和中国近期的经济增长都是依靠出口和廉价劳动力。汇率低估使出口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而出口的促进则是以牺牲民众的家庭收入和消费为代价的。
除此以外，中国和日本都鼓励高储蓄，然后将储蓄用于投资。两国都产生了庞大的贸易顺差，并将其投资于以美国国债为主的海外资产，以规避本币升值的风险并助力海外获得资金购买其出口产品。两国还利用国内资金支撑高额投资，以推动经济增长。
日本的乐曲在1985年9月戛然而止：《广场协议》(Plaza Accord)的签署迫使日圆升值，导致日本出口减少、经济增长放缓。
为恢复增长，日本决策者又掀起一轮信贷驱动的投资浪潮，来抵消日圆升值的影响。此举形成资产价格泡沫，并最终归于破灭。然后日本又利用政府支出和低利率来避免经济活动的崩溃，结果却是失衡状况有增无减。
日本自此背上了庞大的财政赤字、高昂的政府债务和臃肿的央行资产负债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支持政府运转、支撑资产价格。
酝酿中的银行业危机
一直到1990年，日本都还是非常成功的──强劲增长过程中只出现过短暂中断。从1990年起，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陷于经济停滞接近20载不曾中断。
中国反对仓促重估人民币，根源在于它要避免走日本的老路。
但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方式很像《广场协议》之后的日本。（金融危机造成中国出口剧减、经济活动放缓。）
中国通过国有银行系统的快速信贷扩张而非政府支出来推动经济增长，掀起了一股投资浪潮。
而跟之前的日本一样，中国银行系统不堪一击。中国不是通过财政赤字、而是通过银行直接向指定项目放贷来维持高水平的增长。
中国依靠估值过高的资产作为质押、依靠现金流不足的基础设施项目来偿债，意味着很多贷款将无法偿还。这些坏账可能会引发银行业危机，也有可能抽走中国庞大储蓄和收入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削弱经济的增长潜能。
另外，日本在危机开始的时候比中国富裕得多，所以在应对经济放缓的时候拥有相当大的优势。日本还拥有良好的教育体系、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以及勤勉的工作作风，这些有助于它的调整。日本拥有世界一流的制造业以及电子、重工行业的丰富知识产权，这也是它的一个优势。
相比之下，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用进口原材料来组装、生产产品用于出口。当前劳动力的短缺和工资的上涨正在削弱其竞争力。中国在创新和高科技制造方面的努力也还处于初步阶段。
中国有关部门承认，信贷推动的投资战略导致资本错配、投资效率低下、国有银行蒙受贷款损失。
中国的挑战
近几年，外界普遍地对中国的成就越来越感到惊叹。但如果中国无法完成必要的经济转型，其惊人成功最终归于猛然失败是完全有可能的。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能不能避免成为下一个日本。
中国摒弃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依靠补贴无休止地扩张产能、来推动经济增长，已经越来越不可行。维持或调整现行战略的举动有可能造成大于预期的经济减速，给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稳定带来影响。
全世界都认为中国将保持增长，只是增长速度会比近几年减缓。这种观点依据的是世界经济需要什么，而不是现实情况是什么。正如小说家C.S.刘易斯(C.S. Lewis)所说：“寻找真相，最后找到的可能是安慰；寻找安慰，最后找不到安慰也找不到真相，只有虚幻泡沫和一厢情愿，最终以绝望收场。”
（本文作者Satyajit Das曾是银行家，著有《极限金钱》(Extreme Money)和《交易员、枪和钱》(Traders, Guns & Money)。）
本文译自Market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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