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
时是清晨七点半。一听到门铃响，我便迷迷糊糊裹上了一件浴袍。
“是油漆工”，他一边冲下楼去开门一边说。不久我就听见他和油漆工们在前面门廊用西班牙语交谈。那时，我才真正从梦乡中醒来。
“油漆工？来刷我们的房子？”我冲楼下大喊，觉得难以置信。一个多月以来，亚历杭德罗(Alejandro)和我一直都在谈论房屋外观的刷漆问题。我们一起看了比色图表和刷好的样品，并缩小了选择范围。但我们仍在完善这个计划的过程中。
等他回到房间时，我已是怒不可遏了。
“为什么油漆工现在就来了？我们连主色调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还没有把草图画出来！我们还没让我的姐姐过目呢！”我抱怨道。
“我们就要动工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把所些问题都一一解决的。”亚历杭德罗说，“该是开工的时候了。”
我一整天都气鼓鼓的。刷房子是我们对房产投资的一部分，这应该是两个人共同的决定，我十分恼火。但那天晚上，当我回家看到油漆工的进展时，突然觉得不费吹灰之力便能说出门该上什么色、哪些地方该刷配色。但我还是试着为自己早上歇斯底里的行为辩解。我说，严格说来，我们并未准备好动工。但由于刷漆工程进展得异常顺利，我的此番争论因而完全站不住脚。
“也许你甚至可以说……我是对的？”亚历杭德罗揶揄道。他对我的态度发生转变仍抱有希望。
我对他的话报以一阵恐怖的假哭干嚎，就好像他要我诅咒自己的孩子一样。但我爱这个男人，是真爱。让我承认他是对的，这是多好的一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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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身处我们的婚姻这样一种民主制度中时，双方在投票表决权上各占一半，如果其中有一方（他或她）自封为独裁者并作出一个裁定，这就会让另一个人不快。一直以来，我都为自己是这段平等婚姻中的一份子而感到自豪。我们两个人都在赚钱养家，同时我也喜欢温柔地提醒我丈夫──娶我的这位南美绅士──两个人都应该承担一些家务。而在银行事务、账单支付和投资决策方面，我们俩也是有商有量。
但回到我刚刚提的“刷门”事件上，你会发现，有时候想要达成共识，光空等着根本就行不通。有时你需要指派一位“扣动扳机的男人”来作出最终的决定。还有一些时候──这种情况就很复杂了──我们需要自封为这个角色并坦然接受。
回忆往事，我发觉自己在几年前就曾这样做过。那是在我们的孩子出生后，我强烈地感到一家人的人寿保险缴得不够多。而对亚历杭德罗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他在乌拉圭的家人朋友统统都没有人寿保险，所以在他看来，这完全是美国佬的神经质症状。要我为自己买一份保险是小事一桩，但如果要求亚历杭德罗也这么做会让我觉得尴尬为难。还有，那就是我在睡不着的时候会看一些根据真人真事拍的犯罪电视节目，那里面必然会上演这样的剧情：夫妻中的一方为了吞掉配偶的保险金而出手干掉对方。
尽管如此，我还是百分百确定，人寿保险对他来说必不可少且至关重要。正是这种坚定，促使我让他上了保险。现在我们俩都投了保，这也让我们感觉更好。
我认为，作出独裁决定的首要前提就是：一方须完全确信自己要做的事是对的。而这又与第二个前提息息相关，那就是愿意为一切后果承担责任。虽然事后不可能完全消除所有的影响，但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让你的伴侣知道，你非常清楚残局要归你来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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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就在我们需要清空车库、准备将其变成一间客房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能将我自创的“独裁决定新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我建议将家里用不上的东西放到在线分类网站Craigslist上出售。
而亚历杭德罗却一口否决了在Craigslist上卖旧物的想法，他争辩说不想让陌生人到家里来，而且跟刊登广告和接答电话的工作付出相比，卖东西的所得太少了。一开始，我依了他，就将物品闲置在家里，但向朋友们宣传了旧物出售的消息，希望就这样靠运气，没准儿会寻来买家。
但最终，我觉得这种方式太愚蠢了：我知道把它们放在Craigslist上出售才是正确的事情，我也愿意去做筛选来电和接待买家的工作。一周以后，车库就被清空了，我们的手头也多出了几百美金。现在，亚历杭德罗很难想起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喜欢在Craigslist上卖东西的主意，他也乐于接受自身建议被否决的事实。
说来也怪，在刷房子和其他一些由我心爱的临时独裁者单方面敲定的事情上，我也颇有同感。
也许，我会争取说一声“你是对的。”但在这之前，先让我们等油漆干了，瞧瞧房子的模样再说吧。
KATY MCLAUGHLIN
（凯蒂•麦克拉芬是《华尔街日报》的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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