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洁林
我
有些朋友在互联网领域做企业，也有些朋友在太阳能领域做企业，前者看似来自火星，而后者却好像来自金星。“火星人”反感政府的制约，希望政府离他们越远越好，而“金星人”则和政府频频“勾肩搭背”甚至屡屡“喜结良缘”。互联网在中国始于上世纪90年代早期，几个在美国玩互联网的中国留学生做了个叫亚信的公司，然后回到了中国，开始帮助中国政府建筑第一个商业互联网网络ChinaNet。亚信的客户虽然是政府和国企，但公司完全由私有资本投资，该公司于2000年初在美国上市，现在虽然已经不太被媒体关注，但仍然活得有滋有味。互联网主干路修好之后，各类服务公司如搜狐、新浪、百度、携程、阿里巴巴、腾讯等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历经20年风雨起伏，中国互联网行业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年产值730亿美元、从业人员超过300万、服务近六亿网民的大产业。
中国太阳能的故事进入人们的视野是从无锡尚德开始的。2001年，从澳洲归国的施正荣创业团队，得到了无锡政府组织的600万美元投资成立尚德，四年后在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此后无锡尚德模式被中国各地政府疯狂复制。据不完全统计，到2010年，中国有逾百个太阳能产业基地，光伏企业约800家，整个行业上下游的从业人员近百万，产品绝大多数出口，产能超过全球总需求。从2011年开始，由于欧洲经济危机，以及接踵而至的美国对中国太阳能产品的“双反”惩罚，整个市场迅速萎缩，中国太阳能行业的旗舰企业无锡尚德于2013年3月进入破产程序。
互联网20年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中国政府部分的支持，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大力投资，但阻碍互联网发展的力量也一直如影随形。例如，政府出台条例禁止国外资本投资互联网服务类公司，为了绕过这个规定，外资只得以“协议控制”又称“可变利益实体”(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 VIE)方式间接投资中国互联网企业，结果互联网企业主要由私有资本投资，按市场规律成长。还有，在政府意识形态部门的管制下，中国互联网被严密的防火墙围住与世隔离，国际互联网巨头谷歌被挤出中国市场，中国网民每天的言行也在敏感词、删贴、销号等各种监控行动的包围中。尽管如此，中国互联网犹如顽强地生活在空气稀薄土壤贫瘠的黄山之巅，从岩缝里长出一棵棵苍劲奇松，形成一片独特的美景。
太阳能行业在中国的发展路径完全不同。如果说尚德成立前后还有过一个探索期，那么2005年尚德上市成功后太阳能行业在中国的发展只能用“爆炸”和“疯狂”来形容。各地政府毫无创意地重复引进与尚德类似的技术和产品，采用与“无锡-尚德”类似的投资方式，一个主要由各级政府控制的机构投资（国有银行和信托、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的风险投资基金等）、技术门槛较低、核心原材料缺乏、市场高度依赖欧美的泡沫就这样吹起来了。
看看江西新余市引进赛维LDK太阳能公司的故事：2005年政府财政规模仅18亿的新余市领导用财政做担保，冒着丢乌纱帽的危险，为赛维投资两亿，推动赛维两年后在美国纽约上市。这曾经是一个官场中豪赌的赢家传奇和敢于冒险的企业家玩的一次心跳，很典型地反映了这段时间太阳能行业的疯狂。和尚德一样，赛维成为各地政府的座上宾，在全国各地大肆扩张产能，当2011年欧洲和美国市场的寒流来袭的时候，他们已经收不住了。
美国一个投资管理公司（Maxim Group）估计过，中国最大的10家光伏企业2012年贷款超过1110亿人民币，负债率超过80%。而那些为数众多的小光伏企业负债情况应该更惨。也就是说，如果债主较真的话，整个中国光伏行业已经事实上破产。然而最大的债主都是国字号的银行、信托和国企，他们不敢让这些企业破产而使债务烂在手里，甚至还在往黑洞里扔钱，暗自祈祷着熬过光伏的冬天。
这两个都是新兴产业，核心概念和技术都是来自国外，为什么互联网产业在政府的围追堵截中活得风生水起，而太阳能行业则集政府的千万宠爱于一身却步履艰难呢？
我想起了与一家硅谷著名上市企业华人老总的一次聊天。他说：每次来中国都会见到一些很聪明的政府官员，他们很自信，乐于下结论，而权力又极大，既可以决定当地产业走向，也可以决定某个企业的生死。这让我很紧张，因为已经习惯了美国地方政府的角色，就是修修当地的路，做好地区规划和治安管理等，与企业井水不犯河水。况且，技术和市场千变万化，我们这些做企业的天天在全球飞来飞去与客户交谈，与各地的技术领袖交流，但做决定的时候仍然如履薄冰。我真不知道这些政府官员的自信来自哪里？凭什么选择未来技术，又凭什么自认为是能发现“千里马”的伯乐？
可以说，政府的“万千宠爱”正是太阳能行业的致命弱点。如果说无锡市政府和尚德结缘不失为一次有意思的探索，那么新余市政府的豪赌已经没有任何新意。如果说新余市政府的运气不错还见到过几天辉煌、收获些许政绩，那么后来模仿无锡和新余跳进太阳能行业的很多地方政府和企业就只能用“愚蠢“二字形容了。一届政府的“政绩”，不一定是下届政府的垫脚石，而可能是未来政府的陷阱和人民挥之不去的噩梦。
至于那些来自火星和金星的企业家们，其实都是地球人，接近或远离政府并非个人偏好，也与道德情操、政治立场无关，企业家的共同之处在于从社会配置成本最低的资源并避开风险，以达到成就企业的目的。互联网产业良性发展的生命线是灵活自由，因此“火星人”要远离政府；而太阳能企业启动需要大量便宜的资本，而世界上只有中国政府愿意提供如此廉价的资本并承担巨大风险，因此“金星人”更愿和政府“共度良宵”。
那么，一个社会应该由谁来决定未来技术发展的方向、由谁来选择企业的赢家和输家？美国模式是市场选择，而中国主要由政府选择。过去几十年，中国一直在追赶欧美，执行效率比创造力更重要，只要看准了欧美企业做什么就做什么好了，因此政府选择的模式在很多时候速度更快。但当一些领域走到新兴技术领域的前沿之时，前面没有标杆，路上充满荆棘和迷雾，因此由市场小心翼翼地探索和选择就更为合适了。
除了“效率”的考虑，还有权力和责任问题。美国的纳税人只赋予政府服务社会、维持秩序的功能，而经济发展的任务一直由民间和市场唱主角，市场上的输赢由玩家自愿买单。美国政府官员偶尔也想玩一把市场，但赢了喝彩声稀，输了则骂声四起。然而，市场模式在中国一直是个“灰姑娘”，中国官员习惯于为经济事务“当家作主”，使得官场成为一个巨大的赌场，身处其中总会听到周围有人“中奖”、老虎机叮叮咚咚掉下硬币的悦耳之声，这声音激励着更多的官员前赴后继地投身于“博彩”事业之中。输了怎么办？没事儿。因为赌资来自广大纳税人，他们是一群沉默的羔羊。
（本文作者董洁林博士是苏州大学商学院特聘教授，苏州大学企业创新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她于1988年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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