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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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你自以为是一个独立自由、事业有成、可以天马行空的人，并认为这一切都来自辛辛苦苦的自我奋斗，可是读了一本书却蓦然发现，其实这个看似“自我奋斗”的人生都只是在一个大人物画的那个轨道里转，每一个转折点都被一股无形的向心力牵引着，乖乖地向左或向右。此时，你是什么感觉？有人觉得太激动了，冥冥之中小人物的命运和大人物的起落居然如此息息相关；也有人觉得太幻灭了，所谓自我奋斗，所谓自由独立，原来不过如此……四月下旬，在《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教授的讲座会场，这是当时参加该讲座的人的典型感受，他们是一群邓小平时代的受益者。邓小平的政治事业是从法国起步的。1920年，一个16岁的少年迷茫地从四川乡下来到了法国，开始了在法国五年多的勤工俭学生涯。这些勤工俭学的留法生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各种营养和毒素，为自己和祖国选择未来的道路。
从16世纪开始，法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在宗教、权力、利益、新老贵族、平民阶级等各种势力的角逐下，历经无数次国内你死我活的血腥争斗和国际争霸战争。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兰西已经从革命的激情中冷静了下来，主流最终定下心来实施资本主义改良路径，但其他各种主义和思潮仍然非常活跃：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当然还有自由、人权、公平、博爱、民主等法国人为之奋斗了数个世纪的基本价值观。这些新颍的思想猛烈冲击着来自古老文明的中国留学生。
由于经济的原因，这一代法国的勤工俭学生能够在学校完成学业的很少，大多数人都靠打工维持温饱。邓小平在法国大部分时间都在工厂做工，或从事社会活动，他看见了法国的贫富悬殊，感受到了西方社会对中国人的歧视。这种切身感受对这些留法生的政治选择影响很大。当时这批人政治上主要分成了两派：一拨人选择了共产主义，后成为共产党人（民国时期的第二大政党）；一拨人选择了国家主义，后成为中国青年党人（民国时期的第三大政党）。共产主义者对民主、自由和平等较为认同，而国家主义者则深受法西斯主义的影响，相信国家集权，认为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为此，邓小平曾在他作为编辑的《赤光》杂志上发文，抨击国家主义（Richard Evans，《邓小平传》）。
虽然这两拨人的信仰有很多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就是“强国富民”，并认为实现理想首先需要在中国推动一场“大革命”。这两个党都是当时已经占据中国老大地位的国民党的对手，此时国民党在中国领导的“国民革命”已经如火如荼地进行中了。当然每个党都以为自己的“革命”最为正确。
这种从社会学习、感悟的方式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提供的只是历史长河的一个切片，远远不是更为全面、系统的事实。而基于一个“切片”所做的结论无疑是很有局限的。其实法国有很多理论大家，其几百年的政治动荡也给世界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让我们看看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于1856年在研究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写成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片段：“我惊异地在昔日的法国处处看见许多今日法国的特点，从中我发现许多以为源于大革命的感情、思想和习惯；我时时碰到根植于这片古老土壤中的当今社会的根系。”也就是说，大革命只能摧毁形式上的东西，却没有改变社会的本质。
托克维尔接着说：“在大革命的最初时期，对平等和自由的热爱占据着他们的心灵，他们想建立民主、自由的制度，他们要摧毁各种特权，确认各种人民权利……然而同样是这些法国人，由于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失策，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的仆役；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夺得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这个新政府如何把选举人的普选权标榜为人民主权，但人民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议，又不能进行选择……它还取消了国民的自治权，取消了权利的种种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而这些正是大革命所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
托克维尔似乎不是在总结法国大革命前后的社会变迁，更像在预言20世纪中国大革命的历史进程。这些留法生对中国革命起了重要作用，但革命的结果不太可能因为他们的参与与否而发生变化。然而1949年之后的30年，天灾人祸死了很多人，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不仅让中国人失去了个人权利和安全感，也让生活变得十分贫困。位高权重的当权派们，包括这些留法海归，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没有这批留法海归，也就不会有接下来的“邓小平时代”了。
1974年，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首次访问纽约，路经法国，1975年再次专程访问法国。时隔50年旧地重游，这位已经站在中国权力之巅的人看见的法国和50年前很不一样了：自由、民主、公平、富强。也可以说，50年前那个看上去有些丑陋的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缓慢的和平演化，在没有失去财富创造动力的前提下，揉进了不少共产主义者的理想。而共产党所走的暴力革命和大规模社会改造工程之路，却离富强、自由和公平相差甚远。《邓小平时代》里记没有记载他此时此刻的想法，但接下来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来临是很好的答案：资本主义的市场养分和泥沙随着开闸的洪水涌入中国，灌溉这里久旱干枯的经济大田。
《邓小平时代》里记录了很多邓小平自领导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讲话，不乏彼此矛盾之处。例如，1978年，他说过：“中国的领导人，包括我本人，必须承认我们辜负了十分有耐心的中国人民！”这句话显然表达了他对执政党30年难堪业绩的某种歉意。他推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还提出了浅显易懂的“摸着石头过河”和“白猫黑猫”论。这些言论成为中国经济从苏联式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指导思想。当然，他也说了很多维护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和权威的话。今天，中国社会仍然被这些深层的矛盾纠缠着进退艰难。
邓小平的最大成就在于领导贫穷落后的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实现了当年这位留法少年和一代中国人的梦想。然而，这位在以自由、民主、博爱、平等为基本价值观的国家度过了人格形成期的政治家，他为自己制定的使命中，是否也曾包含了这些美好的元素？这些元素是在他奋斗的路上丢弃了，还是像很多问题一样他有意识地留待后人完成？或许如托克维尔所言，抛弃革命时期的美好追求是“大革命”的宿命？这是我在聆听傅高义教授讲座后问他的问题，可惜他说问题太复杂，而且当时会场太嘈杂没法静心回答。
随后，我与协助傅高义教授出版这本书的助手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为此阅读了大量的原始文件。他认为，没有证据显示当年这批留法生受到法国人文精神的深切熏陶，即使这些留法的共产党人携带了任何法国式自由、民主、博爱、平等价值观，这些价值的基本内涵在残酷的苏联革命和中国革命实践中也被滤掉了。他还认为，18、19世纪的法国革命和20世纪的中国革命的思想精神相去甚远，前者的核心是争取个人权利和自由，而后者侧重于国家权力易帜和财富重新分配。
当然，真正能回答这些问题以及其他很多问题的人，已经远离红尘而去。他在历史深处默默地听着人们对他千秋功过的争议，也在注视着自己奉献了跌宕起伏一生的中国如何走向未来。
（本文作者董洁林博士是苏州大学商学院特聘教授，苏州大学企业创新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她于1988年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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