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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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5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会上，温家宝作了其任期内的第九个也是倒数第二个《政府工作报告》。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给人印象最深的部分是“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此前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赵启正也曾对记者表示：“重温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回顾90年代初到现在的历程，使我们懂得，深化改革的时机到了，我们会继续坚定地前进。”“深化改革的时机到了”，是一个让人既爱又恨的表述。2004年，温家宝总理首次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其中“2004年主要任务”中的第六条就是“抓住有利时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时隔八年，往事重提，虽然彰显了决策层改革的决心，但也暗示了改革动力的严重不足。而且，近几年《政府工作报告》对于政府自身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表述越来越淡化，这不免让人疑问，深化改革的时机真的到了吗？
乐观地看，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改革”的表述的确浓墨重彩。回顾温家宝总理过去九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改革开放”（即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一般都是放到一起来讨论的，只是2004年、2011年和今年将“改革”的部分单独列出来加以论述。但相比2004年和2011年，今年关于“改革”的篇幅明显增大，约有1500字。而且，与2011年只有不到500字的泛泛而谈相比，今年关于改革的论述更加具体，其中包括了金融财税改革、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价格改革、收入分配改革、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和政府改革等。
悲观地看，一方面，这几个领域的改革都是老生常谈；另一方面，关于政府改革的表述越来越淡化。一般来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都会单列出一个大标题且用较大篇幅来讨论政府自身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这一部分的表述被严重压缩，并且将其收编至“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之中。而且，从去年开始，类似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样振奋人心的表述也不见踪影。
客观地看，如果我们抛开对《政府工作报告》咬文嚼字式的分析，中国也正处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转折点，一如世界银行最近在《2030年的中国》报告中所告诫的。深化改革的时机并不是自上而下决定的，而是自下而上倒逼的，中国政府需要做的是顺应民意，而不是忤逆民意。从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来看，决策层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还显得忸忸怩怩。
从经济方面来看，过去依靠国内投资和国外需求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很难复制和延续。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银行贷款+政府投资”的救市模式，已经给银行不良贷款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埋下了伏笔，而且正逐渐暴露，这是最深刻和最直接的教训。如果要让经济增长依赖国内消费，诸如金融财税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和毫不动摇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是不得不的选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增加居民收入，从而增加有效需求。鉴于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尚未完结，人口红利也还有潜力可挖，也许改革还可拖延，但留给中国政府的时间不会超过15年。
从政治和社会方面来看，改革三十多年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化越来越严重，这不仅是“高、中、低”的分化，在每个群体内部也出现了分化。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分化明晃晃地体现在公众视野之中，分歧、矛盾和争论成为公众生活的一部分。每个群体、每个人都在试图追求和捍卫自己的利益，利益冲突的显性化让构建合法通畅的利益表达平台成为当务之急，更进一步说，“让一部分人先选起来”也成了当务之急。在官民对立和利益群体分化的背景下，依靠疏离人民群众的党内民主、依靠渠道不畅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很难有效化解民怨，必须依靠民主这种温和的利益冲突解决机制。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不必赘言，但如果当下身处繁华大都市的中产阶层和青年一代，仰望城市阴霾的天空，感到失望；遥望城市林立的高楼，感到失望；平视城市拥堵的交通，感到失望；俯视城市中自己的影子，感到失望，那么，不必重温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也许深化改革的时机真的到了，拖延只会让改革更倾向于“革”，让维稳更倾向于“未稳”。
（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其撰写的“财经点评”专栏曾获亚洲出版业协会2010年度“最佳评论奖”。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您可以写信至yu.cui#dowjones.com或通过新浪微博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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