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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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年10月11日下午，湖北谘议局部分议员与义军首领、武昌地方绅商、名流在谘议局紧急磋商，希望尽快创建新政府，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在各界代表真诚拥戴下，立宪党领袖汤化龙差不多已答应着手筹组新政府。但在关键时刻被他的亲家胡瑞霖暗示阻止。对于胡瑞霖的好意，汤化龙心领神会。他迅速转变态度，诚恳希望大家另请高明。
胡瑞霖、汤化龙是对的。不要说新军起义究竟有多少胜算，因为义军只是夺取了武昌，汉阳、汉口仍在清军手里，这些清军究竟是与义军为敌，还是响应义军号召，都是未知数。义军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创建新政府，而是尽快找到一个具有新思想、懂军事的将领出来领导巩固地盘、扩大战果，准备应对清廷随时发动的攻击。
在武昌，最高军政长官为湖广总督瑞澂。瑞澂出身于满洲贵族，认同立宪，认同政治改革，但毕竟利益攸关、职责所在，他不可能认同义军起事，不可能站在义军立场上反对朝廷，只能站在义军对立面。
义军起事前，瑞澂在湖北对可能发生的危机有相当认识，他在那几天也确实动手抓捕、处死了一些革命党骨干。瑞澂的这些做法对革命固然破坏巨大，但也正是他的这些颟顸行动加速了义军的军事行动。
起义发生后，瑞澂在总督府组织过抵抗。无奈义军主攻目标就是总督府，义军相信，拿下总督府，就是初步胜利的标志。义军集中全部力量猛攻总督府，瑞澂的卫队根本不是义军对手。卫队顽强抵抗了几个回合，最后还是护送瑞澂一家老小撤退。他们推倒总督府一段围墙，仓皇逃往停在江面的“楚豫号”军舰上。
瑞澂为义军第一号敌人，当然不可能反戈一击领导义军反对朝廷。
在湖北，湖广总督之下有布政使连甲。连甲上任刚20天，职责所在，连甲毫不犹豫站在义军对立面。10日上午，连甲得知新军将有所动作，就采取了相应防范措施，亲赴总督府向瑞澂报告，商量对策。稍后赶回衙门坚守，对进攻义军毫不客气组织反击。终因孤军无援，子弹告罄，相持至黎明，衙门失陷，连甲弃部逃走，与瑞澂会师“楚豫号”。
就湖北新军架构而言，可供义军官兵选择拥戴的将领也不是很多。在湖北新军编练之初，最受张之洞信任、提拔最快、授权最多的有张彪和黎元洪。
张彪生于1860年，时年51岁，正当盛年。张彪早年为张之洞随身侍卫，办事可靠，忠诚诚实，被张之洞视为心腹，连连擢拔，刻意培养。时任湖北提督，总办湖北讲武学堂，第八镇统制并兼统巡防营，为湖北新军最高指挥官。
10日晚，张彪率两千士卒在第八镇司令部顽强抵抗一整夜。翌日晨，张彪获悉瑞澂总督府失陷后，率辎重营撤至汉阳，试图控制汉阳兵工厂，然后寻机反攻。
从军事实力言，张彪手中仍然有相当力量，被冲散的军队也慢慢向他集结，他有力量猛攻武昌，平息哗变。那时义军群龙无首不堪一击，只是碍于大义，碍于那些义军并不是别人，而是常年朝夕相处的袍泽兄弟，感情深厚，张彪实在不忍与自家兄弟兵戎相见，你死我活。
但他也不愿意和这些“叛军”同流合污，反对朝廷。张彪那一代军事将领，还没有军队国家化、职业化的概念，他们的政治信仰就是忠于朝廷，君主立宪。他们不认同继续实行君主专制。同样，他们更反对革命，反对以暴力手段绑架人民，引发社会动荡。
历史不以张彪等君宪主义者的善良愿望往前走，新军哗变既是清廷长时期军队政治教育的必然结果，也是军队没有实行国家化、职业化、政治中立的正常体现。新军将领如果持续对当年5月出现的皇族内阁、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以及由此引发的全国骚动不表态、不发言，那是朝廷军队政治教育的失败。现在，军队发声了，只能说朝廷收获了自己种下的苦果。
张彪没有在立宪党人闪身而退时背叛朝廷，他七次坦然拒绝了昔日部下、今天革命党的诚恳邀请。他的良心使他无法与朝廷割舍，尽管他也曾隐约感到义军行动具有某些正当性。他能做的就是手下留情，等待政治解决。他无法落草为寇，更不愿奔上梁山。
义军指望不上张彪了。张彪之外，在湖北，在武昌，只有一个军事将领还可以期待，他就是黎元洪。胡瑞霖、汤化龙在谘议局会议上所暗示的，其实也是这个人。
黎元洪是被后来民国史严重妖魔化了的政治人物，其缘故要从民国政治史尤其是民国法统层面，从黎元洪、袁世凯及孙中山等人的关系上去寻找。假如历史主义地看待黎元洪，我们虽然不必像章太炎那样如此酷爱黎元洪，以为他是尧舜之后最伟大的政治家，是民国最伟大人物，但黎元洪确实在民国历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是民国政治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
黎元洪生于1864年，较张彪小四岁，时年47，年富力强，前途无量。与张彪是外省人稍不同，黎元洪为湖北黄陂人，湖北新军绝大部分官兵都是本地人。这是一个优势。
黎元洪生于湖北，后来跟随其父居家北上，移居天津。1883年考入北洋水师学堂。第二年正式编入北洋水师。1894年，黎元洪随舰队参加了甲午战争，其所在战舰不幸被日舰击沉，黎元洪大难不死，投海遇救。
战争还没有结束，清廷就开始了自强运动，接受德国人汉纳根的建议编练新军，南北洋积极回应。北洋有后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而南洋，则有张之洞在代理两江总督时的自强军。
张之洞编练自强军时向北洋借用人才。黎元洪就在1895年离开了服务十年之久的北洋来到了南洋。离开了李鸿章，投奔了张之洞。
特殊的生命经历使黎元洪见多识广，与各路英雄都有结交。他不但在清朝官场一路顺风，成为张之洞相当信赖的军事干才，统领着张之洞手下大约一半兵力。而且更重要的是，黎元洪比较中庸、温和的性格早被革命党人相中，以为黎元洪具有进一步转化的潜质。如果给予适当、适度推动，黎元洪一定会成为革命党的重要领袖之一。湖北新军革命党人在1911年春天谋划将来某一时刻进行起义时，就将黎元洪作为一个重要的争取目标。
黎元洪具有进一步转化的潜质，并不意味着他此时就是革命党。事实上，他和张彪等将领一样，都是君主立宪信仰者，对于既成体制的忠诚不必怀疑，他们相信只要朝廷真诚改革，向立宪道路走去，终有一天会实现君主立宪理想。只是黎元洪内心深处谨厚善良，所以当皇族内阁出台，当铁路国有化政策出台，黎元洪在精神上开始起了一些波澜，觉得朝廷的一些做法比较过分。出于本能，黎元洪对保路运动给予同情。但就总体而言，黎元洪反感暴力，反感革命，更反对将朝廷作为革命对象。所以当义军官兵找到黎元洪，要求他出来领导革命时，黎元洪义无反顾手刃来使，拒绝革命。这对于清军高级将领来说，太正常了。
换言之，如果布政使连甲、湖北提督张彪、统领黎元洪等高级将领在义军呼唤声中轻易转身领导革命，那将是怎样一种情形？体制内精英对体制应有基本自信，当然会找个理由不革命。
形势比人强。当革命大潮席卷而来，张彪、黎元洪能坚持多久呢？
（本文作者马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文明通论》、《晚清二十年》等。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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