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
中
国在经历30年经济快速增长后，不仅没有赢得世界的普遍尊重，反而成为世界防堵的对象。尤其是周边国家，因为领土纠纷、边界纷争，大有狼烟四起、四面楚歌的意味。中国怎样才能摆脱“成长的烦恼”，成为国际大家庭中受欢迎的一员，需要从历史上汲取养料，而中俄勘界工程，最具典范意义。在过往300年，世界进入中国，中国走向世界。与此同时，中国的民族国家也在这个时期逐步建构，先前不规则的“丛林法则”渐渐被摈弃，弱肉强食，凭借武力征服开疆拓土，渐渐失去了合法性、正当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合国成立，战后秩序大致确立，凭借武力征服另一个国家，基本上不再可能，1950年代初期的朝鲜战争，20世纪末的伊拉克战争，都表明国际正义不论怎样很难动员，但试图武力吞并另一个国家的行动，都必须付出沉重代价，而且不可能得逞。
新的领土争议或许不会再发生，但在过去300年中也遗留了一系列历史问题。在与中国有关的历史问题中，最要者莫如中俄（中苏）之间的领土纷争。在我们195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中，长时期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在我们的骨髓深处，无不认为沙皇俄国自1689年《尼布楚条约》以来，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中国大量土地。
尤其让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痛心的是，1858年《瑷珲条约》，让沙皇俄国夺取黑龙江以北约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860年的《北京条约》，中国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大约1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了俄国；1929年，苏联利用中东路危机出兵占领了黑瞎子岛。总而言之，在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所接受的教育，就是俄国人最不是东西，中国命运最苦，在近代不仅遇到西方列强的欺凌，而且与俄国、日本两个“恶邻”为伴，全世界对不住中国，而日俄两国尤甚。
日本的话题暂且无论，而中俄之间，严格意义上说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执政时期的中苏关系，最为微妙。理论上说，中苏两党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属于“自家人”，遇事好商量。确实，当两国关系尚好的时候，领土纷争，边界纷争，都属于可控制的风险，毕竟两国都属于一党政治，一个领袖说了算。
但是，等到中苏两党决裂，中苏关系全面恶化，中苏两国在各自边境陈兵百万，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甚至可能动用核武器的军事冲突，都随时可能爆发。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前两个所要对付的就是苏联，后一个就是向当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美国喊话。
假如中苏关系得不到缓解，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今天的中俄、中哈（哈萨克斯坦）、中吉（吉尔吉斯斯坦）、中塔（塔吉克斯坦）五国边境仍将继续陈兵百万，中国四面受敌，不要说今天无法与日本争夺钓鱼岛，更没有办法与菲律宾、越南争南海。中国今天最大的庆幸，是适时消解了来自北方的威胁，中国人300年来一直视为“北极熊”的俄国，终于被纳入一个可预见的规则之中。
中俄关系的改善，不是因为苏联解体，苏共终结，而是两国领导人顺应时事，识大体，既尊重历史，又关照现实，为两国，也为世界赢得了一个长治久安的局部环境。
在苏共存在的很长时间，中国政府一直期待就两国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周恩来甚至代表中国政府在1964年宣布，中国政府始终认为近代以来中俄两国签订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的，但是中国仍然愿意以这些不平等条约为基础进行谈判。中国更看重的，无疑是让边境地区的居民过上安宁生活，让中国从边境撤回大量不堪重负的军队。
然而，在一个广义的“冷战时代”，中苏不可能单独媾和。直至1980年代冷战格局开始松动，戈尔巴乔夫、邓小平两位杰出的政治家倡导“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中苏边境谈判重启，甚至经过苏联解体、苏共消失，这一和平趋势都没有受到影响发生逆转。1991年，中俄两国签署东段国界协定；三年后（1994年），两国又就西段国界达成妥协与谅解。这两份文件的签署，将中俄两国边界纠纷的98%予以解决，剩下的2%，就是两国关于黑瞎子岛、银龙岛的争议。
又经过几年艰苦谈判，两国2001年达成《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决定平分黑瞎子岛；2004年，两国就东段国界剩余问题达成补充协定，规定满洲里东部额尔古纳河上的阿巴该图洲渚归俄罗斯；银龙岛（塔拉巴罗夫岛）归中国；黑瞎子岛（大乌苏里斯基岛）一分为二，中俄两国各占一半。至此，困扰中俄两国300年的领土纷争、数千公里边界纷争，终于在和平气氛中，不动一枪一炮，没有人员伤亡，大致和平解决。
中俄两国领土纠纷、边界纠纷的和平解决，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其意义不仅为今天的中国与日本、菲律宾、越南诸国的纠纷赢得了回旋空间，实在也提供了历史经验。今天中国与亚洲诸国的纠纷，其难度、其广度，都远低于中国与苏-俄的纠纷，中国能够与苏-俄达成妥协，也一定有办法、有力量、有心胸与亚洲各国达成共识。
其实，现在所有的领土纠纷、边界纠纷，都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遗留的历史问题，这些问题并非那么不可妥协不可谈判，只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土著着想，以人民福祉为重，任何难题都能克服，天下没有化解不了的恩怨。
中俄和解、边界安宁是中俄两国对人类历史最伟大的贡献，是过去60多年中国最值得骄傲的外交成绩单。然而可怪的是，这样的贡献在国内几乎成为禁忌，主政者似乎也羞于向人民邀功。这种怪象的出现并非偶然，这与中国一直奉行的狭隘短视的爱国主义教育有关，是执政者自己束缚了自己的手脚。我素来主张，历史问题一定要交给专业的历史学家，边界谈判一定要交给拥有地理、历史知识的外交家。一个理想的社会是各司其职，各得其所，任何将专业性问题付诸大众，煽动民粹，到头来一定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本文作者马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文明通论》、《晚清二十年》等。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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