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向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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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6日，印度新总理莫迪宣誓就职。这是件可能影响今后30年世界经济格局的大事，不过国内关注的人寥寥。美国的反应就强烈得多了，5月16日，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党赢得大选后，奥巴马第一时间打电话祝贺，并马上邀请莫迪访美。这和他对另外一个世界级大国领导人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原因很简单，莫迪是一个主张“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之路的强势领导人。对美国人来说，这意味著有大笔的生意可做。两个月前，我在纽约拜访一位资深的私募基金创办人，此老当年曾是洛克菲勒家族财富管理机构的CEO，又在华尔街纵横多年，可谓功成名就。年近耄耋，已到可以退休的年纪。但这次见面，居然满面红光，比三年前我第一次见他时还显得年轻许多。问之，答复说正要搞一个新的基金，去印度投资。如今回想起来，老先生不但消息灵通，早早嗅出了动向，而且肯定对这个新机会相当看好。
印度是个民主国家，也被很多人拿来作为民主不一定有利经济的例子。主要因为民主可能会导致民粹主义。印度两大政党，国大党是社会主义政党，主张国有企业领导下的工业化战略，也是印度独立以来的长期执政党。第二大党人民党则是民族主义政党，虽然对内主张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对外却长期主张闭关锁国。也就是说，两大政党在不同的方向上迎合民粹民意，导致直到1990年代中以前，印度都没有任何一支有生的政治力量，倡导类似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那种改革开放政策。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印度人民党政纲转向，开始赞同融入“全球化”，并在1999年大选中第一次成为多数党并组阁。然而此时，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的第一轮全球化已经进入后半程。最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当时正在1992年的第二轮改革开放大潮推动下，如日中天。全世界的目光都关注中国。在上世纪最重要的全球产业转移大潮即制造业转移中，印度已经被中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虽然在某些领域，如软件服务业，印度强势地超过了中国，但软件服务业对整体国民收入提高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拉动作用，完全不能和制造业相比。2004年，人民党在短短一任之后就黯然下台，这让印度改革开放进程又一次中止，丧失了另一个10年。
直到今天，印度还是对外资有种民粹主义色彩明显的限制。例如，印度对外资零售商有一个奇葩的规定：在同一个屋顶下只允许销售同一个品牌的产品。这就让沃尔玛、家乐福等大型外资连锁超市实际上都不可能进入印度（只能以建立合资仓储店的变通方法）。这条政策的理由，就是保护那些底层人民大众的“爸爸妈妈店”免受外资连锁超市的竞争冲击。在制造业，印度也以保护本土小作坊为名，把许多行业规定为“小型制造业”，完全禁止外资进入。
更重要的是，印度从来没有像中国上世纪80-90年代那样，发起过大规模“招商引资”运动，更没有对外资全面实行过“超国民待遇”的税收优惠。印度对外资的税收优惠，仅限于极少数“有利国计民生”的行业，以及出口保税区内的出口型外资企业（其内销产品比例不能超过25%）。印度是联邦制国家，地方政府权力较大，而许多邦的民粹主义色彩很浓。即使在人民党执政时期，印度地方政府也绝少像他们的中国同行那样，给外资以廉价土地、采购合同等各种经济激励。
如果新上任的莫迪真像很多西方观察家所期望的那样，在印度发起一场欢迎外资的改革开放运动，那么将有可能深刻改变未来20-30年的世界经济格局。未来这段时期，也可能是中国和印度经济竞争中的一个关键节点。
对中国的好消息是，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已经领先了印度一个身位。而印度即使官方政策改变，其松散的联邦制以及保守的传统文化，都不利于它迅速大规模地吸收外资。我的一位合伙人和印度常年做生意，认为其社会阶层依旧分化严重，等级森严。有一次接待对方一行四人，给其主管安排了酒店套间而随从只是普通标间，这已经明显区分了标准，但对方主管依旧非常不满。原因是其随从中有人出身低种姓阶层，哪怕和他们住同一个楼层都觉得是侮辱。这样看来，印度不仅仅需要改革开放，还需要解放思想。而后者有可能比前者需要更长的时间。
当然印度也有其优势，尤其在制造业的争夺上。早在2007年，CNN就做过一个专题，叫“年轻的印度，暮年的中国”。当时，印度30岁以下的年轻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40%以上；而中国由于长期执行计划生育政策，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比例当时已高达10%且不断上升。这让中国未来难以形成制造业劳动人口的有效供给。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则是一个容易受主观因素影响的变量。在本专栏发表的《正视中美关系的冷淡化现实》一文中，我指出了中美关系可能进入新的低谷期。中国的路线似乎已经明确，那就是联合俄罗斯，以对抗美国为首的西方以及亚太周边国家。而美国在其主导的在新一轮全球化谈判即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中，也似乎刻意地要把中国排除在外，或至少是边缘化。扶持印度以牵制中国，有可能成为美国新的地缘政治策略。政治氛围的变化，又会影响到相应的经济和商业行为。
倘若印度成长为和中国分庭抗礼的一大经济体，不仅会改变区域经济力量的对比，也会带来全球供应链的重组，进而可能诱发新一轮的资本流动。对中国来说，有可能在三个方面被挤压：来自出口方面的低成本人力资本竞争；资金外流造成的流动性收缩；以及国际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价格进一步上涨导致的经济运行总成本升高。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国未雨绸缪。
但从另一方面说，人类文明进步终究会使得国家和民族之间走向一体化和合作。在我读二年级的儿子的学校里，他最好的女朋友，就是一个印度裔的小女孩。中国和印度在历史上并无任何大的矛盾和冲突。如果印度成长为一个强大的经济体，对中国来说，这样一个繁荣的近邻无疑也会带来巨大的商业机会。当然，这要看两国未来的政治和商业领导阶层如何处理了。
作者吴向宏现为某跨境投资顾问公司创始合伙人。曾任颐和资产管理集团CEO、思科公司大中华区副总裁等职务。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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