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NE STEVENSON-YANG / KEN DEWOSKIN
毫无疑问，习近平的意图是要让中共变得更加强大和纯洁。中共的形象不再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是身正德馨的中国古代传统的继承者。对于这些在清朝覆亡后第一批按照世袭原则攀上权力巅峰的核心政治精英来说，中国古代传统继承者的形象是再合适不过了。
观察人士大多没有注意到这一转变，他们一直以来都期待着应该跟在改革蓝图之后出台的具体经济措施。国内外媒体此前都宣称2013年的三中全会是一个分水岭事件，新一届领导人会在这次会议上宣布新的大规模经济改革的细节。如今商界和学术界许多人都想知道，是什么阻碍了改革计划。
然而，真正并且剧烈的改革其实就在眼前，观察者们只是找错了方向。最根本的变化是权力的重大重组，两个新的超部委级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建起来了。事实上，设立这两个委员会的初衷就是要超越政府机制的影响。谁将执掌这两个委员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着实引发了一番猜测，后来官方宣布两者都由习近平领导。
值得注意的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并未在这些新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要说总理这个职位已经被边缘化了也许还为时尚早，但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这种清晰的迹象：从1994年朱镕基实施重大经济改革以来盛行的党政之间的工作模式正在被颠覆。在过去这种工作模式下，党组织负责提供高层次的、结构性的框架，让政府机关制定细节，以打造一个现代化、制度化的治理机制。
整个上世纪90年代，这样一种权力划分有效管理了旧经济管理体制的迅速消解。朱镕基大刀阔斧地削减了政府机关的规模。由于缺乏人力管理经济组织的增长，整个体系不得不适应现状并减少微观管理。
胡锦涛上台后，对政府机关的控制减弱，官僚体系急剧扩张。最常听到的抱怨就是政府应该减少对经济的干预。目前的新结构就是为了打破这一官僚体系。国家安全委员会把对军队和警察的控制权结合起来，同时打破了省与法院系统之间的联系。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将经济管理重新定义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提醒人们就业是主要关系到社会稳定的问题。
中国问题分析人士关注改革图景，并试图发现中国逐步走向经济自由化的进展，以致于忽略了这个问题。海外与中国国内对于什么是“改革”的理解存在脱节，这实际上导致了对外资商业参与的根本误解。在中国当今的后三中全会时代，“改革”意味着清退和挤压制度化的官僚体系，并向一个僵化的体制注入个人权力。这意味着打破那些可能招致行贿的层层文书工作。
不过，中国在使用“改革”一词时，从来没有、也从未有意贯彻执行法律法规，以便对日渐增长的经济进行透明的规模化治理。规则被认为是徒劳的，是核心执政阶层施行其意愿的障碍。中国为数庞杂的新法律法规以及监管规定是灰色的，当局在执法上有很大空间。其后果便是在工商业实际监管中留下很大程度的混乱。
就此而论，去年11月份中共全体会议未能出台监管方面的改革措施虽然令人失望，但并不意味着改革进程的弱化，相反却表明改革的成功。新的领导层不需要屈从于让人缚手缚脚的系列法规，也无需通过难以驾驭、只顾自身利益的部门层级来施加影响。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最高统治者拥有从土地、盐矿到铸铁厂等一系列生产资产。政治权力和金融财富的一致归属是中国的基本特色。在封建王朝时代，打击腐败并不是让最高政治领导层无法创造家庭财富的原则性之战。对于那些将资产从各地转向中央的渠道，中国向来都是警惕监督和定期清理相结合，而这些资产原本就理所当然地属于中央所有。
就这一点来说，习近平政府可能远超邓小平和朱镕基，成为1912年末代皇帝离开紫禁城以来最为传统的一届政府。
本文作者Anne Stevenson-Yang是美奇金（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J Capital Research)联合创始人；KEN DEWOSKIN是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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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年中国领导层换届后，习近平最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前往天安门广场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重新开放的国家博物馆对馆内展品做了调整，反映了中共在诠释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一些微妙变化。在新的描述中，欧洲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重要意义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对中共真正血脉的追溯，即从鸦片战争到1919年学生运动这段历史时期涌现出来的爱国志士。习近平做的另一件事是南下访问深圳，这次访问被普遍拿来与邓小平1992年3月重启中国改革的南巡相比较。AP Photo/Vincent Thian
2014年3月1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人大会议上。
观察人士大多没有注意到这一转变，他们一直以来都期待着应该跟在改革蓝图之后出台的具体经济措施。国内外媒体此前都宣称2013年的三中全会是一个分水岭事件，新一届领导人会在这次会议上宣布新的大规模经济改革的细节。如今商界和学术界许多人都想知道，是什么阻碍了改革计划。
然而，真正并且剧烈的改革其实就在眼前，观察者们只是找错了方向。最根本的变化是权力的重大重组，两个新的超部委级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建起来了。事实上，设立这两个委员会的初衷就是要超越政府机制的影响。谁将执掌这两个委员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着实引发了一番猜测，后来官方宣布两者都由习近平领导。
值得注意的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并未在这些新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要说总理这个职位已经被边缘化了也许还为时尚早，但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这种清晰的迹象：从1994年朱镕基实施重大经济改革以来盛行的党政之间的工作模式正在被颠覆。在过去这种工作模式下，党组织负责提供高层次的、结构性的框架，让政府机关制定细节，以打造一个现代化、制度化的治理机制。
整个上世纪90年代，这样一种权力划分有效管理了旧经济管理体制的迅速消解。朱镕基大刀阔斧地削减了政府机关的规模。由于缺乏人力管理经济组织的增长，整个体系不得不适应现状并减少微观管理。
胡锦涛上台后，对政府机关的控制减弱，官僚体系急剧扩张。最常听到的抱怨就是政府应该减少对经济的干预。目前的新结构就是为了打破这一官僚体系。国家安全委员会把对军队和警察的控制权结合起来，同时打破了省与法院系统之间的联系。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将经济管理重新定义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提醒人们就业是主要关系到社会稳定的问题。
中国问题分析人士关注改革图景，并试图发现中国逐步走向经济自由化的进展，以致于忽略了这个问题。海外与中国国内对于什么是“改革”的理解存在脱节，这实际上导致了对外资商业参与的根本误解。在中国当今的后三中全会时代，“改革”意味着清退和挤压制度化的官僚体系，并向一个僵化的体制注入个人权力。这意味着打破那些可能招致行贿的层层文书工作。
不过，中国在使用“改革”一词时，从来没有、也从未有意贯彻执行法律法规，以便对日渐增长的经济进行透明的规模化治理。规则被认为是徒劳的，是核心执政阶层施行其意愿的障碍。中国为数庞杂的新法律法规以及监管规定是灰色的，当局在执法上有很大空间。其后果便是在工商业实际监管中留下很大程度的混乱。
就此而论，去年11月份中共全体会议未能出台监管方面的改革措施虽然令人失望，但并不意味着改革进程的弱化，相反却表明改革的成功。新的领导层不需要屈从于让人缚手缚脚的系列法规，也无需通过难以驾驭、只顾自身利益的部门层级来施加影响。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最高统治者拥有从土地、盐矿到铸铁厂等一系列生产资产。政治权力和金融财富的一致归属是中国的基本特色。在封建王朝时代，打击腐败并不是让最高政治领导层无法创造家庭财富的原则性之战。对于那些将资产从各地转向中央的渠道，中国向来都是警惕监督和定期清理相结合，而这些资产原本就理所当然地属于中央所有。
就这一点来说，习近平政府可能远超邓小平和朱镕基，成为1912年末代皇帝离开紫禁城以来最为传统的一届政府。
本文作者Anne Stevenson-Yang是美奇金（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J Capital Research)联合创始人；KEN DEWOSKIN是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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