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B DAVIS
我和我太太德布拉(Debra)刚从我们的第三次云南之行归来。云南是位于中国西南部的一个风景如画、满目苍翠的省份。我们请到了最棒的向导──弗兰克•西特曼(Frank Hitman)，他每时每刻都精力充沛，和我们一样，他也讨厌廉价旅游纪念品和垃圾食品。
旅途中最精彩的当属徒步穿越弗兰克形容为“浩瀚无际”的高黎贡山。这座山脉一碧无际、连绵起伏，最终延伸到缅甸境内。我们的穿越路线始自海拔5,000英尺（约合1,524米）的地方，在中途要攀升至海拔10,000英尺（约合3,048米），这条路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滇缅公路的一部分。与我们同行的还有弗兰克可爱的女友、摄影师安妮-索菲•马库斯(Anne-Sophie Markus)，以及弗兰克的司机老纪。老纪觉得我们做的大部分事情都很好笑。
德布拉和我喜欢远足──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喜欢远足这个爱好。我们通常都会忘记，远足需要在陡峭的山间爬上爬下，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我们只想读到但不想亲身经历的事情。在徒步行走了大概七英里的时候，安妮-索菲看到了一只野狼，谢天谢地，它更害怕我们，而不是我们更怕它；我的手还蹭到了一种有毒灌木，这让我手背上的刺痛感直到三天之后才消失；此外，除了弗兰克，每个人都受到了令人讨厌的蚂蟥的困扰，这让我们的衣服变得血迹斑斑。
在某些路段，你可以想象，一定是曾有数千名劳工把成千上万吨的石料铺在了地上，这让通行变得容易多了。天晴对远足者是好消息；下雨则是噩梦。而我们面对的几乎都是雨天。
尽管德布拉和我一路上气喘吁吁、频频休息，但是我们最终还是成功地抵达了此次远足路线的顶峰。不过，下山的旅程却更加艰苦。山路变得更陡峭了，大雨倾盆而下，岩石间的小溪一条接着一条，下山的路简直可以用如履薄冰来形容。
在离开顶峰后不久，我就狠狠地摔了一跤，我的背撞在了石头台阶上。德布拉吓得大叫起来。我感到呼吸困难，身体的右侧像是着了火一样。我希望我只是因为重击而喘不上气来，但是我知道这太乐观了。
那时，我们在海拔10,000英尺的大山里。我的肋骨不是挫伤就是断了。我们距最近的土路有10英里（约合16公里）。在剩下的路途中，我走路的速度就像一位扶着助行架走路的90岁长者，并且一路上都由于疼痛而呻吟不止。弗兰克搀着我走过了那些极其难走的路段。雨下得没完没了。就在太阳落山之前，我们抵达了山脚，浑身湿透、冻得发抖。
睡了一觉之后，大家一起陪我来到了腾冲县人民医院检查身体。
腾冲是一个可爱的、郁郁葱葱的城市，那里的人们都很爱笑──不像在中国的其他城市──腾冲的司机也不会开着车横冲直撞。腾冲县人民医院门庭若市，显得老旧不堪，医院里到处都是看起来状态很糟糕的患者，每位患者都争先恐后地试图赶到其他患者前面，早一点看到医生。
相对于其他患者，我有几点优势。首先，我是个西方人，这让我瞬间成了知名人士。第二，我有老纪帮忙，他知道怎样和中国的官僚机构打交道。我对于长久的等待和收费都没有任何怨言。腾冲县人民医院收取的挂号费只有人民币一元，诊断费为人民币4.4元。X光检查的费用为人民币114元。
但是在那里“看医生”和在美国“看医生”的含义却不尽相同。在医院的诊室里，两位穿着白大褂的男医生坐在木头桌子前，被众多患者簇拥着。弗兰克用中文解释了我摔倒的经历。我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腔。
其中一个医生问我：“肚子疼不疼？”腰呢？我回答，都不疼。接着，他们安排我去X光室做检查，在那里有十来个人正在从X光技师的肩膀上方盯着他的屏幕。
“外国人？”这位技师问道，看起来很惊讶。他们把我先于其他患者送进了X光室，却并没有给我穿防护铅服。我希望他们拍片子是有准头的。
最终，我见到了一位专家，他也坐在一张木头桌子面前。他对着从窗户射进来的光线审视着我的X光片。他边看边与弗兰克和老纪交谈。
诊断结果：断了两根肋骨。他举着我的X光片问道：“看到没有？”我看到了两条裂纹，我猜想那就是摔断的肋骨。他说，我摔的位置还不错。（我心里想，你倒是说得轻巧。）
他说，别担心。用点儿中药。（他没说哪种中药。）再喷点有助于康复的一种云南产的气雾剂。两周左右痛感应该就会减弱。
就是这样了。现在，在我突然转身的时候，疼痛感会非常强烈，但是，当我坐在椅子上或躺在床上时已经不怎么疼了。德布拉每天都帮我喷那种云南气雾剂，这种气雾剂由27种成分制成，不过药瓶上没有列明任何一种成分。冰凉的喷雾让我大叫起来，德布拉觉得这很好玩儿。
事情本来没准还会更糟糕呢。两天之前我身体里才终于没有蚂蟥了。
（本文作者Bob Davis是《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驻北京的高级编辑，负责报道有关中国经济的内容。）
中
国的医疗体系是一个很好的报道主题。只是我更情愿是从记者的角度──而不是从腾冲县人民医院一名患者的角度──来说说中国的医疗体系。我和我太太德布拉(Debra)刚从我们的第三次云南之行归来。云南是位于中国西南部的一个风景如画、满目苍翠的省份。我们请到了最棒的向导──弗兰克•西特曼(Frank Hitman)，他每时每刻都精力充沛，和我们一样，他也讨厌廉价旅游纪念品和垃圾食品。
Marc Rosenthal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德布拉和我喜欢远足──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喜欢远足这个爱好。我们通常都会忘记，远足需要在陡峭的山间爬上爬下，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我们只想读到但不想亲身经历的事情。在徒步行走了大概七英里的时候，安妮-索菲看到了一只野狼，谢天谢地，它更害怕我们，而不是我们更怕它；我的手还蹭到了一种有毒灌木，这让我手背上的刺痛感直到三天之后才消失；此外，除了弗兰克，每个人都受到了令人讨厌的蚂蟥的困扰，这让我们的衣服变得血迹斑斑。
在某些路段，你可以想象，一定是曾有数千名劳工把成千上万吨的石料铺在了地上，这让通行变得容易多了。天晴对远足者是好消息；下雨则是噩梦。而我们面对的几乎都是雨天。
尽管德布拉和我一路上气喘吁吁、频频休息，但是我们最终还是成功地抵达了此次远足路线的顶峰。不过，下山的旅程却更加艰苦。山路变得更陡峭了，大雨倾盆而下，岩石间的小溪一条接着一条，下山的路简直可以用如履薄冰来形容。
在离开顶峰后不久，我就狠狠地摔了一跤，我的背撞在了石头台阶上。德布拉吓得大叫起来。我感到呼吸困难，身体的右侧像是着了火一样。我希望我只是因为重击而喘不上气来，但是我知道这太乐观了。
那时，我们在海拔10,000英尺的大山里。我的肋骨不是挫伤就是断了。我们距最近的土路有10英里（约合16公里）。在剩下的路途中，我走路的速度就像一位扶着助行架走路的90岁长者，并且一路上都由于疼痛而呻吟不止。弗兰克搀着我走过了那些极其难走的路段。雨下得没完没了。就在太阳落山之前，我们抵达了山脚，浑身湿透、冻得发抖。
睡了一觉之后，大家一起陪我来到了腾冲县人民医院检查身体。
腾冲是一个可爱的、郁郁葱葱的城市，那里的人们都很爱笑──不像在中国的其他城市──腾冲的司机也不会开着车横冲直撞。腾冲县人民医院门庭若市，显得老旧不堪，医院里到处都是看起来状态很糟糕的患者，每位患者都争先恐后地试图赶到其他患者前面，早一点看到医生。
相对于其他患者，我有几点优势。首先，我是个西方人，这让我瞬间成了知名人士。第二，我有老纪帮忙，他知道怎样和中国的官僚机构打交道。我对于长久的等待和收费都没有任何怨言。腾冲县人民医院收取的挂号费只有人民币一元，诊断费为人民币4.4元。X光检查的费用为人民币114元。
但是在那里“看医生”和在美国“看医生”的含义却不尽相同。在医院的诊室里，两位穿着白大褂的男医生坐在木头桌子前，被众多患者簇拥着。弗兰克用中文解释了我摔倒的经历。我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腔。
其中一个医生问我：“肚子疼不疼？”腰呢？我回答，都不疼。接着，他们安排我去X光室做检查，在那里有十来个人正在从X光技师的肩膀上方盯着他的屏幕。
“外国人？”这位技师问道，看起来很惊讶。他们把我先于其他患者送进了X光室，却并没有给我穿防护铅服。我希望他们拍片子是有准头的。
最终，我见到了一位专家，他也坐在一张木头桌子面前。他对着从窗户射进来的光线审视着我的X光片。他边看边与弗兰克和老纪交谈。
诊断结果：断了两根肋骨。他举着我的X光片问道：“看到没有？”我看到了两条裂纹，我猜想那就是摔断的肋骨。他说，我摔的位置还不错。（我心里想，你倒是说得轻巧。）
他说，别担心。用点儿中药。（他没说哪种中药。）再喷点有助于康复的一种云南产的气雾剂。两周左右痛感应该就会减弱。
就是这样了。现在，在我突然转身的时候，疼痛感会非常强烈，但是，当我坐在椅子上或躺在床上时已经不怎么疼了。德布拉每天都帮我喷那种云南气雾剂，这种气雾剂由27种成分制成，不过药瓶上没有列明任何一种成分。冰凉的喷雾让我大叫起来，德布拉觉得这很好玩儿。
事情本来没准还会更糟糕呢。两天之前我身体里才终于没有蚂蟥了。
（本文作者Bob Davis是《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驻北京的高级编辑，负责报道有关中国经济的内容。）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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