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罡
毛
泽东曾说过，正确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这句话被他的许多崇拜者奉为至理名言，但毛泽东还有一句话未对别人明说过，那就是，干大事缺钱是不行的。正因为如此，无论是井冈山时期还是延安时期，毛泽东都把红军的财政大权交给自己颇有理财天分的弟弟毛泽民去掌握，他自己后来也颇为形象地说过，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的历史，决定中国兴衰的第一要素其实并不是政府的路线（或政策）是否正确，也不是任用的干部是否称职得力，而是政府是否有办法集中、大量地筹集到经济建设（或者说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金观涛和刘青峰两位历史学家在其近着《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一书中提出，近年来有不少人士认为，如果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不急着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是让中国社会较长时间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继续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不会出现后来的那种巨大波折。
但这两位学者指出，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需要巨额资金，而当时中国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决定了这些资金只能从农民身上筹集。可是土地改革之后以地主/佃农结构为主的农村生产关系不见了，代之以普遍的自耕农形态，这种“新民主主义”模式的农村经济产生的第一个问题是粮食商品率的明显下降，刚经过土改晋升为自耕农的一般农户将原应提供给城市的大批商品粮贮存在家中过多地消费掉。1952年和1949年相比，每个农村人口多消耗掉粮食70斤，换算成全国农村粮食总消耗量就多出了200亿斤以上。粮食商品率的下降，直接冲击到城市的粮食供应，并进而影响到政府企图利用农业积累实现工业化的速度。解决商品粮短缺的唯一办法，就是利用国家官僚机构的力量强迫农民把余粮拿出来。
正因为如此，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在短短几年内就被终止，此后从初级社、高级社一路到人民公社，国家对土地的控制越来越严，对农民的经济压榨越来越大，直至发生了臭名昭著的“大跃进”运动。中国学者杨继绳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要求粮食和钢铁大幅增产，农民被迫超长时间劳作来达到不可能达到的粮食指标，生产出来的粮食被送到城市甚至出口到国外，却没有留足养活农民所需的粮食。饿得要死的农民又被禁止离开所在地区寻找食物，包括父母吃亲生孩子的人吃人事件时有发生。
“大跃进”导致的人间惨剧让中国执政者明白，为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而对农村、农民实施的经济榨取已经达到了后者的承受极限，靠继续通过工农业“剪刀差”来为大规模工业发展积累资金的路子已经走不通。通过分析中国历年来的粮食生产数据可以发现，中国的年人均粮食拥有量在大规模农业集体化前夕的1956年达到306.8公斤后，此后很多年再也未能达到这一水平，1975年才稍稍有所超过，直到1978年以后才开始稳定超过。也就是说，从大跃进失败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再想通过加大对农民的榨取来为中国展开更高水平的工业化筹措资金已经几乎没有可能。
然而像一切准备挑战老牌大国的新兴国家一样，中国的这种挑战能力也必须建立在能够不断创造“奇迹”的基础上，因为如果“奇迹”没有了，底子依然薄弱的新兴国家又如何能让国内外的人相信自己有资格挑战老牌大国呢？上世纪30年代，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击碎了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强国梦，这两个国家在创造经济奇迹之路走不通的情况下转而寄希望于创造军事奇迹，于是有了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然而上世纪60年代的国际政治环境已经使中国完全不具有创造军事奇迹的可能（这从中印战争爆发后原本对立的美国和苏联全都站在印度一边反对中国便可见一斑），况且中国在上世纪60年代也远不具备德日两国当年那种可以支撑军事扩张的经济基础，于是坚持做大国梦的毛泽东只能选择创造“政治奇迹”了。
对于“文革”爆发的原因，多年来史学界提出了许多看法，笔者认为，毛泽东在创造经济奇迹之路走不通的情况下孤注一掷地冒险创造政治奇迹，应该是他发动“文革”的最深层原因。统领军队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保驾护航的林彪认为，“文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到刘少奇，是一场权力之争，因此他主张整倒刘少奇后中国还应该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主的道路上去，而毛泽东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称“文革”这样的大革命七、八年就要来一次，因为他比林彪明白，中国创造经济奇迹和军事奇迹之路都已走不通，唯有不断“革命”，继续创造政治奇迹，中国才有可能在大国的博弈场上为自己保留一席位置。
不断创造政治奇迹当然只是毛泽东一厢情愿的空想，“文革”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面失败给了他最好的答案。然而，或许正是毛泽东这种以整个国家和民族为赌注的疯狂举动，在美苏两强争霸的时代大背景下让美国看到了用中国制衡苏联的可能性。于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开始渐行渐近，中国从西方获得工业化所需的技术逐渐成为可能，中国也确实不失时机地在上世纪70年代前半期推出了从西方引进成套装备和技术的“四三方案”，但与毛泽东故世后华国锋主政时期中国所谓的“洋跃进”一样，这些方案的实施效果最终还是因为缺乏资金而打了折扣。
在这种局面下，中国迎来了邓小平时代。笔者认为，邓小平对当代中国的最大贡献之一是，他在否定毛泽东晚年各种错误的同时，也不失时机地继承了事实上已被毛泽东打通的向西方开放之路。中共元老李慎之曾回忆说，他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陪邓小平访问美国时曾问邓，中国为什么要与美国改善关系，邓小平回答说，那些跟着美国跑的都富了嘛。利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向中国开放市场的机遇，再利用日本、港台的资金和技术发展外向型出口加工业，中国终于找到了一条不必压榨农村和农民而积累工业化资金的道路，中国从此也继上世纪50年代“一五计划”期间之后，再次进入了经济奇迹创造期。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中国人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中国靠发展外向型经济积累工业化资金、进而创造并保持经济奇迹的余地已经越来越小，这种局面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已经初见端倪。危机发生后美国大规模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量资金涌入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一时间好像世界上最不缺乏的就是钱了，“钱多”虽然也给中国带来了如房地产泡沫和人民币升值等种种烦恼，但还是使中国在2009至2011这段世界经济的最低迷期依然取得了骄人的经济增长，得以继续延续经济奇迹。
然而，随着美联储明确表示将开始逐步停止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全球的资金流向突然间出现了逆转，新兴市场国家仅凭一个美好动人的经济成长故事就能吸引来滚滚钱流的时代很可能将一去不复返，中国也突然之间发生了令整个世界既诧异又震惊的“钱荒”。 “钱荒”的出现虽然并不表明中国真的已经陷入缺钱的窘境，中国毕竟还有超过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且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中国也开始享有一定的“铸币权”，但“钱荒”确实向中国和世界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已经持续了30多年的这一波“经济奇迹”很有可能将告终结。
对于正在大力宣传“中国梦”、“强国梦”的中国决策者来说，这种终结来得太不是时候了。突然之间，中国决策者似乎又面临了毛泽东当年在大跃进失败后面临的困境：要继续延续经济奇迹，只能涸泽而渔，而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是整个航船的倾覆。与当年所不同的一点只是，现在的涸泽而渔是鼓动金融体系继续吹大信贷泡沫，直至金融体系无法继续承受坏账的拖累而崩溃。
毛泽东当年在无法继续创造经济奇迹的情况下选择了创造政治奇迹，以延续他的大国梦，现在的中国主政者面对50年一轮回的大变局，又将做何选择呢？其选择又将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什么影响呢？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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