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May 31, 2013

蒋介石“青天白日勋章”难辨真伪

着香港拍卖市场再度恢复生机,一枚据称由前中国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佩戴的军事奖章也引发热议。

去年8月,拍卖行Spink China将这枚奖章进行拍卖,当时台湾政府对这枚奖章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Spink China
今年6月,一枚据称蒋介石曾佩戴过的勋章将第二次进行拍卖。
被称作“青天白日勋章”的这件拍品为金属勋章,正面为中国国民党党徽。在1930年授予蒋介石。这种勋章总共授出不到300枚,是国民政府颁发的最高军事荣誉之一。

但就在Spink China举行拍卖前几天,台湾国防部说,它认为蒋介石的勋章在他1975年入殓时一同入棺。这枚勋章在拍卖会上没有收到任何出价,最终流拍。

现在,Spink China将在下个月于香港举行的一场拍卖会上再次试图出售这一具有争议的有历史意味的物件。Spink China的副董事长李安娜(Anna Lee)说,这枚勋章将成为定于6月22日举行的一场拍卖会上唯一上拍的拍品。

李安娜估计,这枚勋章将以800万到1,000万港元的价格拍出。她说,如果这枚勋章能够卖出去,它将成为全世界在拍卖中卖出的价格最昂贵军事勋章。

自从去年夏天发生那场真伪争议以来,这枚勋章已经转过手。该勋章目前的所有者在勋章去年流拍后通过私下交易将其买下。李安娜没有透露这位所有者的身份。

她说,此前那位所有者是上世纪90年代在台北一家古董店花新台币1,000万元买下这枚勋章的。

“青天白日勋章”通常在勋章的背面有编号,但这枚勋章没有编号。它背面刻有“特壹”两个中文字。李安娜说,这一字样与蒋介石的历史照片相吻合,照片上蒋介石佩戴的一枚勋章背面外翻过来,人们能看到上面都刻有什么内容。

台湾政府一直未改变其有关这枚勋章真伪性的看法。虽然台湾国防部未回复记者的采访电话,但它本月早些时候对台湾一家主要新闻机构说,相信真的“青天白日勋章”已经随蒋介石入棺了。

李安娜认为,蒋介石入殓时佩戴的是一枚专门为葬礼复制的“青天白日勋章”,现在拍卖的才是1930年授予他的那枚真品。

台湾历史学家祝康明专门就这枚“青天白日勋章”的历史写过一本书,他认同李安娜的观点,去年拍卖该勋章时他认可了这枚勋章的真实性。

李安娜说,可惜我们不能要求他们打开蒋介石的灵柩以证真伪。

Jason C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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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美洲之行着眼能源供应

国新领导人习近平周五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开启美洲之行,这凸显了中国正努力确保新的能源供应,并试图主动接触其他发展中国家。


在结束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访问之后,习近平将访问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最后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安纳伯格庄园(Sunnylands)与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会面。美国在该地区的援助和投资逐渐减少之际,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访问将帮助中国在加勒比地区建立一个战略立足点。

习近平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为期三天的访问尤其旨在帮助中国获得新的液化天然气供应。由于美国页岩气产业的繁荣,加勒比地区的天然气出口国正在寻找其他市场。

与此同时,这位中国领导人还将在墨西哥寻求加强贸易关系。墨西哥是拉美最大的制成品出口国。墨西哥政府说,双方官员预计将讨论降低墨西哥一些产品进口关税的问题,如鸡肉或龙舌兰酒。

自从中国成为出口大国、并作为竞争对手在全球贸易领域对这个拉美国家构成挑战以来,墨西哥和中国的关系一直呈紧张态势。不过,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墨西哥出口最近出现反弹。墨西哥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说,我们想要忘掉过去,从竞争对手转变为贸易伙伴。

美洲理事会和美洲协会(Americas Society and Council of the Americas)的副总裁法恩斯沃思(Eric Farnsworth)说,习近平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访问主要应该被看做是一次商业上的行动。

他说,差不多10年以来,中国在该地区一直很活跃。我认为这不是为了投射影响力,而是为了寻找大宗商品的来源,中国需这些大宗商品来助推经济增长。

根据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能源部的一份声明,在习近平来访的筹备阶段,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能源部长拉姆纳利恩(Kevin Ramnarine)会见了中国大使黄星原,双方讨论了在非洲能源投资方面可能的伙伴关系,以及一些其他问题。

声明中说,讨论还围绕美国页岩气的迅速发展以及巴拿马运河扩建项目的影响,这两件事都会令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液化天然气市场向亚洲转移。

上述会谈再次证明,美国能源产量的增加和规模为52.5亿美元的运河扩建项目正在搅动全球能源市场。巴拿马运河的扩建工程计划于2014年之前完工。

由于水平钻井和水力压裂的更广泛应用,美国各地页岩岩组中的大量天然气被释放出来,这压低了国内天然气价格,削弱了对海外进口的需求,使非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天然气出口国在美国能源战略中的重要性减弱。

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产量曾不断下降,如今,美国最早将于2015年开始出口液化天然气。大多数天然气预计将被输送到亚洲增长迅速但资源匮乏的经济体。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的数据,2012年,美国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下降到了1,120亿立方英尺(约31.7亿立方米),仅为2007年的四分之一。

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的能源分析师帕尔蒂-居兹曼(Leslie Palti-Guzman)说,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过渡。她说现在同中国建立关系对它们来说非常重要,并说在过去两年中国作为能源市场买家的重要性急剧上升。

中资能源企业一直积极在海外进行交易,以确保获得发电所需的天然气这一清洁能源。中国的目标是到2020年让天然气在该国使用的各种能源中的占比从目前不到5%上升至10%。

提高液化天然气的进口量是实现上述目标的一个手段,尤其是在中国国内页岩气资源大规模开发还要多年才能实现的情况下。中国的液化天然气进口量在2012年增长了20%。

作为中国产能最大的上市石油公司,投资海外液化天然气项目对中国石油(PetroChina Co.)来说已经成为其对外扩张的重要组成。去年12月,中国石油同意斥资16.3亿美元购买必和必拓(BHP Billiton Ltd.)在一个已经规划好的天然气出口项目中的股份。中国石油还和其它几家公司提议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建立一个液化天然气出口码头。加拿大和美国一样得益于非常规天然气消费量的激增。

在过去10年中,中国也一直向加勒比地区提供大量援助和投资,以此作为其长期战略的组成部分,目的是为了在联合国争取外交支持,同时在长期以来被西方国家主导的这一地区建立一个战略立足点。

与此同时,从2013年的预算提案看,美国政府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援助有下降趋势,援助规模为17亿美元,比之前一年下降9%,比2011年降低11%。

中国此前在该地区表现出的友好姿态旨在说服加勒比国家在外交上承认中国而非台湾。中国将台湾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不过中国近来援助和投资的很大部分流向该地区那些已经承认中国的国家。

哥斯达黎加则成为这场战役中的关键。几十年来在反共产主义情绪和台湾商业影响力的推动下,中美洲国家成了少数几个对台湾好感胜过大陆的政治实体。但哥斯达黎加在2007年同日益强大的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该地区标志着一个转折点。自那以来,中国的经济和外交影响力一直在增强。两国已经讨论了在中国帮助下扩建哥斯达黎加一个炼油厂的事宜。这一项目涉及资金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大部分将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提供。

分析人士和外交官说,通过访问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以及美国,习近平似乎试图展现中国同发展中国家日益密切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去年11月习近平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今年3月成为中国国家主席。今年3月,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出访俄罗斯、坦桑尼亚、南非和刚果共和国。

本月早些时候,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也访问了委内瑞拉。他说他有兴趣促进中国对委内瑞拉这一全球已探明石油储量最多的国家的投资。中国已经向委内瑞拉提供逾300亿美元贷款以换取石油。

JEREMY PAGE发自北京 / KEJAL VYAS发自委内瑞拉加拉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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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声音比说的内容还重要?

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是非常难的。但说话声音给他人对你的印象造成的影响,可能比你所说的内容还要大。

图:著名“坏声音”
一个人的说话声音强烈地影响着他或她留给别人的印象,其重要性甚至超过说话内容。但不少人说话时有不良发声习惯,本图以名人为例进行了说明。

洪亮而流畅的说话声可以增加你当上CEO的机会。而带鼻音的咕哝、刺耳的音调或尖厉的嗓门可能会让同事无法集中注意力。宾夕法尼亚州英戈马市(Ingomar)的人力资源咨询师菲莉丝•哈特曼(Phyllis Hartman)说:“人们可能很想说‘你闭上嘴巴行不行啊?’但他们不想伤人,所以不谈这个问题。”

新的研究表明,一个人的说话声音强烈地影响着他或她留给别人的印象。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Austin)的沟通分析顾问公司Quantified Impressions去年研究了120名管理者的讲话,发现说话声音的重要性是所传达内容的两倍。研究人员采用计算机软件来分析说话人的声音,然后从一个10人专家组和1,000名听者那里搜集反馈信息。在听者评价声音时考虑的因素中,说话声音的质量占了23%的权重,所传达内容占11%。其他因素是说话人的激情、学识和仪态。

如果声音沙哑、微弱、不自然,或者是带有气息声,听录音的人往往会给说话人贴上消极、虚弱、消沉或紧张的标签。根据《声音杂志》(Journal of Voice)前不久发表的一篇论文,对74名成人的调查显示,说话声音正常者会给人留下成功、性感、友好、聪慧的印象。匹兹堡辅导公司ClearlySpeaking总裁琳达•斯塔基(Lynda Stucky)说:“评价人是我们的本能。你听别人说话,第一件事就是对他们形成看法。”

其他常见的、让人不爽的说话声音还包括“升调”(uptalk,像说疑问句一样说陈述句)和“煎噪子”(vocal fry,词尾带上刺耳的低吼声)。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埃默里语音中心(Emory Voice Center)的言语治疗师布莱恩•佩蒂(Brian Petty)说,这些毛病“让听者觉得说话的人要么是不自在,要么是很痛苦。”

心烦的听者常常觉得说话者那恼人的说话声音是根本无法改变的,而说话的人常常又认识不到问题的存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说话声音可以通过治疗、训练或参考别人的反馈得到加强或改善。

有些声音问题有医学上的原因,比如声襞或声带上有小瘤子。埃默里语音中心言语病理学主任埃迪•哈浦纳(Edie Hapner)说,听觉障碍可能会导致说话声音太大。她还说,年老可能会导致说话音量太小。

音频集:几种常见的“坏声音”
差不多人人都遇到过说话声音让人抓狂的人。本音频集示范了一些令人不悦的说话发声方式。
但很多声音问题都可以通过治疗得到缓减,如通过练习改善呼吸来让声音变得有力,或者是强化喉部肌肉或改变喉部肌肉的工作方式。

纽约市Corporate Speech Solutions公司总裁、言语治疗师杰恩•拉茨(Jayne Latz)说,经常有上司在业绩评估会上提出下属的声音问题,认为它给同事和客户造成不便,然后人们便请她提供语音辅导。她使用声级设备和录音设备,让客户更加留意自己的发音。拉茨说,她也教发声练习,帮助客户用停顿或重音取代“你知道”(you know)之类的停顿词。

纽约金融业高管杰拉德•维格努利(Gerard Vignuli)说,他之所以向拉茨求教,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说话太快、吞掉了词尾,并且常常使用“比如说”(like)之类的停顿词来给自己思考的时间。他说,“以前当我说话的时候,人们根本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而接受辅导之后,“我学会了暂停,而不是说‘哦、啊’”。

朋友们注意到了这种变化。他说:“在我上课之前没人指出过我这个问题,现在他们说看到了变化。他们说,‘过去你说到什么什么的时候我们是很讨厌的’。我说,‘很好!那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现在维格努利请朋友们帮他练习,让他们在听到他按以前习惯说话时提醒他。

人们自己听到的说话声和别人听到的说话声是不一样的。哈浦纳博士说,声音必须通过头骨才能进入说话人的耳朵,这就改变了声音听起来的感觉。

哈特曼说,指出别人的声音问题是件很难办的事情。她说,有些人会为自己的声音辩护,表示“我说话就是这样,别人不应对我品头论足”。她还说,性别、民族、年龄和文化背景等敏感因素也在人们的说话方式中发挥著作用,所以管理者应当注意不要因为这些因素导致的结果而歧视员工。

哈特曼说,以一种肯定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会比较好,比如“我赞赏你跟客户说话的方式,听你说话我学到了很多”。她建议在提出这个问题时采用一种“你……的时候我……,因为……”的公式,如“你大声讲话的时候我没法思考,因为那样我会分心”。

Everett Collection
玛丽莲•梦露以气息声闻名,但在工作场合用这种声音说话有些冒险。
匹兹堡Howland Peterson Consulting公司的人力资源咨询师吉莲•佛罗伦汀(Gillian Florentine)说,工作团队有时候可以帮助员工提高这方面的意识。佛罗伦汀说,她在两年前为一家出版公司的销售团队提供咨询服务,这个团队的一位销售代表说话声音太大,导致同事没法听清客户的电话,整个团队无法正常工作。同事们在团队会议上播出了他们的电话录音,如此一来那位销售代表便可以在背景声中听到自己的声音。佛罗伦汀说,他稍稍降低了自己的音量,并同意重新安排座位、在他桌子旁边装上隔音板。问题解决了,从那以后整个团队得以顺利合作。

佛罗伦汀建议用人单位将说话声音当作筛选求职者的依据之一。她说,招聘人员通常专注于技能和经验等其他方面因素,后来才发现某个新员工的说话习惯让同事或客户觉得很烦。

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Erie)贸易杂志及网站出版公司Jameson Publishing的总裁吉姆•罗迪(Jim Roddy)说,五年前乔恩•杜登赫费尔(Jon Dudenhoeffer)前来参加一个招聘岗位的面试,他对杜登赫费尔哪方面都喜欢,就是不喜欢他说话的声音。

罗迪说:“面试了半个小时之后,我不得不把笔放下,对他讲,‘我们这里有很多精力充沛、做事积极的人,我觉得他们不会喜欢跟你在一起工作,因为我几乎听不到你说的话。放松点如何?人们会觉得你脉搏都没有了’。”罗迪是《像刚刚战胜癌症一样招人》(Hire Like You Just Beat Cancer)一书的作者。

杜登赫费尔说,他在空军做了20年的侦察员和教练员,期间学会了一种声调很低的谨慎的说话方式。同时他也是天性内敛,有一种冷静、克制的行事风格。罗迪指出他的说话声音有问题让他很是吃惊,不过他还是许诺:“好的,我会尽力一试。”

他说,起初他不得不努力在自己的声音中注入更多力量,但“在我变得更加自在之后,我的个性便显现出来了”。之后,他被提拔为高级销售总监。

Sue Shellenba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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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May 30, 2013

印度在全球竞争力排行榜上位次下滑

报告的作者们说,印度未能跟上那些规模较小的新兴经济体的前进步伐,后者的政策更有利于企业发展。

弱的外商直接投资、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令人窒息的商业监管以及不稳定的本币汇率,这些都导致印度在周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排行榜上位次下滑。

在这一榜单上印度的排名从2012年的第35位下滑到今年的第40位,这使它在《世界竞争力年度报告》涵盖的60个经济体中滑落至后20名之列。这份榜单是由瑞士的商学院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基于其年度调查的结果编制的。

上述报告的作者们说,印度未能跟上那些规模较小的新兴经济体的前进步伐,后者的政策更有利于企业发展。在今年的IMD全球竞争力排行榜上,立陶宛、墨西哥、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都排在印度前面。

印度2009年曾在这份榜单上列第30位,但此后其排名逐年下滑,但今年的席次下滑幅度是最大的。

IMD的竞争力教授兼该商学院世界竞争力中心(World Competitiveness Center)负责人加雷利(Stephan Garelli)说,印度的表现令人失望。

印度政府政策多变,这造成了税收政策和外商直接投资规定模糊不清等问题,阻碍了人们对印度的投资。加雷利说,中国也会是个难于做生意的地方,但中国的政策清楚明白,不会说变就变。

印度从去年秋天起开始了一系列政策调整,以提振经济增长。其中包括允许外国公司在其投资的印度零售、航空和广播公司中持有更大比例的股份。印度还在着手简化令投资者望而却步的税收法规。

但这些改革措施许多还没有收到成果。比如说,印度的许多邦都表示,它们不会实施允许外商在其所投资的印度超市占有更大比例股份的规定,印度的邦政府在地方事务上拥有巨大权力。另一方面,简化税收体系的法案也尚未获得印度国会的批准。印度将以一项新的全国性商品和服务税取代以往各地分别制定的一系列庞杂税项,但在印度2014年全国大选之前,这一新的税收制度预计不会生效。

与此同时,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也降至了5%的10年来最低水平,外商直接投资额停滞不前。去年,由于市场对印度的巨额贸易逆差感到担忧,卢比汇率跌至了历史低点。在今年的IMD全球竞争力排行榜揭晓前,印度经济还迎来了一个更坏的消息,周二卢比对美元汇率跌至了56.24卢比兑1美元的去年7月末以来的最低水平。

IMD用300项标准来衡量其所追踪的经济体,并给这些经济体分别打出一个总的分数。印度在“经商容易度”这一项上表现尤其差,它在IMD追踪的全部6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47位,因为印度对企业利润征收重税,它监管初创企业的法规令人窒息以及外界认为在印度投资存在诸多风险。

印度今年在“政府效率”这一项上排名第46位,2011年它排名第29位。印度今年在经济表现这一项上的排名为27位,比2009年的第12位有很大退步。

不过印度也有一些希望之光。IMD的研究显示,印度的企业研发开支一直在增加,该国的失业率小幅下降,科技方面获得了更多投资,印度电脑、互联网和宽带用户的数量都有增长。

加雷利也说了一些赞扬印度的话。他说,印度有一些非常好的企业,它们很有竞争力。加雷利说,印度的一些企业家可跻身世界上最优秀之列,这或许是因为只有最强大者才能在印度的环境下生存。

全球最具竞争力的10个经济体

1. 美国 (去年排名第二)

2. 瑞士 (去年排名第三)

3. 香港 (去年排名第一)

4. 瑞典 (去年排名第五)

5. 新加坡 (去年排名第四)

6. 挪威 (去年排名第八)

7. 加拿大(去年排名第六)

8.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去年排名第16)

9. 德国 (去年排名第九)

10. 卡塔尔 (去年排名第10)

Joanna Sug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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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遣返一批朝鲜难民

挝本周遣返了一批朝鲜难民,并反驳了外界对于其令这些难民身陷险境的指责。老挝说,韩国也获悉了这些难民被扣留的消息,但是没有尝试提供帮助,一名韩国官员否认这一说法。

这批朝鲜难民的年龄在15到23岁之间,他们被遣返的消息在韩国引发了关注。外界认为这是老挝第一次将脱北者交给朝鲜特工。老挝是脱北者经由中国逃离朝鲜之后常去的中转站。

一名前韩国驻老挝外交官说,此前,在老挝境内被逮捕的脱北者曾经有几次被转送到第三个国家(通常是泰国),然后根据老挝和韩国的非正式协议被送到首尔。

为脱北者维权的人权活动人士说,这么迅速的遣返不同寻常,并暗示说,自从朝鲜独裁者金正恩(Kim Jong Un)在2011年年末执掌政权以来,朝鲜寻回脱北者的态度更加坚定。

这些脱北者于5月10日在老挝被扣押。这个东南亚国家的官员说,朝鲜和韩国驻老挝首都万象的大使馆都得到了通知,但是只有朝鲜要求带走这批朝鲜人。老挝官员说,难民们没有要求被送往韩国。

韩国官方拒绝对此事发表评论,但是一名高级官员周四反驳了老挝的说法。这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韩国多次要求探望朝鲜难民,将他们释放并交予韩国,防止他们被强制引渡。

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周三,朝鲜脱北者和人权组织活动人士举行集会反对老挝政府遣返朝鲜难民的政策。
韩国外交部说,这些脱北者据信已经于本周早些时候经由中国回到朝鲜,他们将可能面临审问。学者和人权活动人士说,外界普遍认为,接触韩国人和宗教组织的脱北者受到的惩罚更加严重,包括苦役、监狱集中营,甚至死刑。

这些难民是在中国边境附近被逮捕的,当时他们正跟着一些韩国向导。老挝外交部的官员们说,几天后,他们被转移到万象的一个拘留中心。

老挝官员说,因为这九名朝鲜人和两名韩国人在没有通过出入境检查站的情况下越过了中老边境,有关部门将其视作非法移民。难民身份一经曝光后朝鲜和韩国大使馆就得到有关这些难民的通知。据老挝外交部描述,应朝鲜的要求,九名朝鲜人被转移至朝鲜的监管下。

老挝外交部官员说,和此前韩国方面根据向导的证词进行的报道相左,朝鲜难民没有要求被送往韩国,韩国使馆也没有提交正式申请以探访这些难民。位于首尔的老挝大使馆的一位官员宋历(Khantivong Somlith)说,我们希望韩国方面提出探访申请。

老挝官员说,韩国方面直到本周三才首次尝试与老挝讨论这一问题。当时韩国驻万象大使会见了老挝外交部副部长。此前九名朝鲜难民已经被朝鲜特工押解出老挝。

两位韩国向导(一位牧师和他的妻子)指责老挝和朝鲜私下达成遣返上述朝鲜难民的协议。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两人说,韩国政府没有迅速有力介入此事。记者无法联系已经回到韩国的这两位向导置评。

韩国媒体和活动人士纷纷质疑这一事件是否表明平壤对老挝的影响力已经超过首尔,虽然首尔仍然向老挝提供大量援助。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朝鲜和老挝就保持比较密切的同盟关系,但据韩国政府官员说,近来老挝和朝鲜高层接触愈发频繁。

朝鲜和老挝最近一次高层接触在一周前。据朝鲜官方媒体报道,当时朝鲜最高人民会议负责人同万象市长和老挝执政党高级别成员马哈拉特(Soukanh Mahalath)在平壤会面。

超过25,000名朝鲜人逃离贫困的朝鲜到韩国生活,韩国允许这些脱北者入籍。这些人脱北的路径是取道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但自金正恩上台以来,平壤已经加强边境管理,以防止民众脱北。

韩国政府数据显示,逃到韩国的朝鲜人数量在2012年同比下降44%。据活动人士和最近脱北的朝鲜人透露,平壤还加大了对被遣返的脱北者的惩罚力度,并加大努力减少边境守卫受贿的现象。朝鲜边境守卫收受贿赂后会允许叛逃者出境。

JEYUP S. KWA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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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究竟将面临通胀还是通缩?

李迅雷

胀是中国国内居民长期担忧的话题,尤其当M2余额超过100万亿,同比增速在4月份仍达到16%之后,通胀担忧再度加剧。但货币超增是否一定会导致通胀呢?其实应该对M2的来源与去向进行分析,而不能简单地认定M2与通胀之间存在必然因果关系,尽管从长期趋势看通胀是难以避免的。

分类价格指数更能解释M2对物价的影响

国家统计局每月公布的价格指数主要是PPI和CPI,大家一般都把CPI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看成是通胀率,但CPI是由八大类商品和服务项目所构成的,这八大类的权重构成能否真实反映社会的实际通胀水平,一直争议很大。但不管怎样,该指数的变化趋势应该与真实通胀水平的变化趋势一致。因此,即便大家怀疑CPI大大低于实际通胀水平,但至少应该承认,今年以来,实际通胀水平并没有随M2的再度高增长而显著上升。

或许你可以认为通胀会滞后于M2增速的上涨,但从2000年至今,M2几乎一直处于超高速增长,累计涨幅超过400%,但官方公布的CPI的累计涨幅大约只有30%左右,即便实际通胀累计超过60%,也远不如M2规模膨胀得那么迅猛。原因何在?我们不妨尝试着从分类价格指数角度去寻求解释。

比如,PPI是工业品出厂价指数,在过去一年多以来,一直为负数,这实际上反映了产能过剩的状况,而产能过剩的原因,又与2009年起大规模投资、不断扩大产能相关。

由于M2构成中的最大份额是信贷,信贷主要是用于投资类项目,消费类信贷占比很少,而投资的目的大多为了扩大供给,当供给大于需求时,价格就会出现回落。中国在过去30多年中很少出现CPI超过PPI的情况,说明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内在动力还是需求。但在2009年出现了PPI负增长并低于CPI的现象,原因是次贷危机导致外需急剧下降。如今再次出现CPI大于PPI的情形,可以再次确认中国已经步入重化工业化的后期,通过扩大供给方式刺激经济已经难以拉动经济保持高增长。

再从最终需求端的角度来分析M2与CPI之间的关系。因为M2的一面是信贷,另一面是储蓄,因为储蓄率在短期内变化不大,这也意味着,储蓄规模的扩大,消费也会相应增加。从2009年看,由于提出两年四万亿的投资口号,导致投资增速和M2增速大幅攀升,导致低端劳动力(农民工)出现短缺,其薪酬水平也大幅上升,这可以从官方统计中找到确切数据,2009年各省市最低工资平均上浮了20%左右,2010-2012年继续上调。由于CPI中食品权重较高,而中国中低收入人口占比又很高,这就引发了由食品价格上涨导致的通胀,这或许可以解释上一轮通胀的原因。为此,2010年各级政府对通胀采取的措施也是纷纷在食品流通环节上下功夫。

我们还可以看一个案例:火车票票价自1995年确定后,在过去18年中没有涨价,但头等舱、公务舱机票则从2010年起大幅提升,其中头等舱从过去规定的全价票为经济舱全价票的150%,上升至200%-230%不等。为何火车票不允许涨价,但头等舱机票却可以市场化定价呢?道理很简单:过去10多年来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幅扩大,占人口比例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对价格非常敏感,对涨价的承受能力偏弱;而占人口比例少数的高收入群体则对价格波动不敏感。因此,我们实际上可以根据不同阶层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占总支出比重)来编制分类的CPI。

假如分别编制高收入者CPI、中等收入者CPI和低收入者CPI,那么,就不难判断高收入者的CPI中权重大的,可能是服务类消费(如雇佣保姆)和奢侈品消费,其涨幅远大于食品(即低收入者CPI权重最大的)。因此,M2只是代表货币余量大小,好比一群大小不等的水池子中的总水量,由于水在各个池子中的分布不均,各个池子的水位高低不同,官方公布的CPI或许是那个注水量较少的池子中的水位。故我们不能因为M2余额大幅增加,就一定认为官方公布的CPI就得大幅上升,尤其当M2中的相当一部分流向被高收入群体时,CPI就不会呈现大幅上涨的趋势。

M2增速再度走高并不意味着经济走强

从历史上看,M2增速上行总能带来GDP增速的后续走高,因为M2与投资活动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但从2013年前四个月看,无论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还是工业增加值、工业用电量还是铁路货运量的增速,都呈现回落态势。这种“货币空转”的现象实属罕见。导致M2高增长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一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行低利率政策,与国内利率水平存在较大的利差,导致热钱流入,外汇占款大幅增加;二是目前固定资产投资中两大重头:制造业投资和基建投资,由于产能过剩及盈利项目大幅减少,投资回报率明显降低,对现金流的贡献也大幅减少,故需要更多的资金用于还本付息和满足新的投资项目。

据统计,到2012年末,中国的政府、企业与居民的债务余额累计达到96万亿,与GDP之比超过170%,估计2012年这些债务的利息成本在五万亿左右,这就可以解释即便是存量债务,同样会产生巨额的新增融资,而非仅仅是新增投资才会产生新增融资。尤其当国内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利率水平会有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在草根调研中发现,目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需求依然非常旺盛,但在区县一级的融资项目中,抵押物明显不足的现象比较多见,这就导致其需要更高的利息支出才能得到融资,超过10%的付息率是十分普遍的融资成本,这就给地方政府未来高成本负债留下了隐患。

从2012年开始,基建投资的增速开始回升,中国的基建投资过去的重头是用在改善工商业投资环境方面,如大量投资于高速公路、高铁、港口、码头、机场、市政建设等,这些项目大多可以获得收入。但如今很多的基建项目集中在城市轨道交通和农村水利建设方面,这类项目投资周期长,且多属于公益性项目,很难产生现金流。今后,基建投资会更多集中在民生领域,就更难获得现金流了。同样,制造业投资增速的回落,也是源于高毛利率项目的减少,重化工业面临产能过剩的局面。这就可以解释为何投资增速没有明显回落,但投资对GDP的贡献下降。同样,这也是当今为何经济减速、工业增加值增速回落的原因。

短期通胀低于预期 中期存在通缩压力

从2013年第一季度各行业的债券融资增速数据看,零售商贸、医药、餐饮娱乐、纺织服装这几个行业的债券融资增速较高,除纺织服装外,都属于服务业。而2012年服务业投资增速也高于基建、地产和制造业,这是增加有效供给创造需求的结果,其中文体娱乐、信息服务等多个子行业投资增速超过30%。这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开始了转型之路。但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由于第二产业的GDP规模要超过第三产业GDP,其增速的下降还难以通过第三产业GDP增速的上升来填补,这就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速会进一步放缓。

同时,由于第二产业面临总体的产能过剩,导致其每年吸纳的就业人口减少,估计到十三五期间,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将净减少。第三产业将吸纳更多的就业,但就目前和今后的增长速度,还不足以吸纳每年新增的就业人口,更无法吸纳从一、二产业转移出来的就业人口。因此,随经济增速下滑,中国未来的失业率会上升,从而使得近年来低收入者薪酬快速增长的势头难再延续。经济与居民收入的同步放缓,会降低对通胀的预期,近期各家研究机构纷纷下调了全年CPI预测,大多都调至3%以下。

从中期看,M2的高增长难以持续,一方面,随着明后年人民币升值预期减弱,国内减息可能性增加,热钱流出中国的概率较大。另一方面,随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深入,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难以为继。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目前中国地方债规模已经占GDP的50%,这个估算是否确切,恐怕没有答案,但地方债规模的迅速膨胀,将压缩今后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空间。故今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到15%以下、M2增速回落到10%以下是大概率事件。

尽管从眼下看,中西部地区依然处于投资高增长阶段,到处都在大兴土木。但必须得考虑:这些工程项目未来究竟有多少可以产生现金流,有多少债务无法偿还?假如今后因地方政府的资金出现问题,那么全国又将出现多少烂尾楼和半拉子工程呢?尽管目前还看不到这种迹象,但根据目前各地的财税收入、投资规模、债务规模等数据来推算,出现这类问题的概率还是很大。因此,从中期看,中国确实存在通缩压力。

(本文作者李迅雷是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他同时还担任上海市人大常委委员、财经委委员,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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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巨额人寿保单让中国富人感到安全

顾蔚

于中国有钱人来说,最让他们感到安全的可能是一张海外巨额人寿保单。

中国商人担心辛苦赚到的资产在经济下行周期中蒸发,或是被政府的有形之手掳去。经济放缓的事实,也使得他们对保险更感兴趣。

野村证券香港私人银行部董事总经理何乐生说,他曾经遇到过一些大陆高净值人士想要买价值高达一亿美元的人寿保险。有香港保险经纪称,中国高净值人士更常见的保单金额是1000万美元,按照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标准,这也是很高的金额。这些保单价值高到保险公司都不愿一家承担,要分到几家以分散风险。

高额保险不仅贵,提供的回报也不高,但对富有的中国人来说,它具有特定的功能。作为一种保守的投资,其能够帮助他们平衡高风险的投资,也不失为把现金转移到海外的一种有效办法,同时又具有投保人过世后给家人提供保障的基本作用。

对于中国商人来说,还有其他原因使这些高额保险有它的用武之地。他们的生意往往有很多债务,近来很多老板受要素成本上升和海外需求疲软的困扰。如果公司倒闭,企业主会有麻烦,但就算公司被清盘,他们的人寿保险还是不受影响。这种情况在中国部分激烈竞争的行业相当普遍。2011年温州债务纠纷发生后,大约有30个商人逃出中国,还有一人跳楼身亡。

中国有钱人喜欢买高额保险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的年龄。据胡润的数据,中国百万富翁(以美元计算)的平均年龄只有39岁,比美国要小15岁。这意味着他们家庭成员的年纪还小,一些支出大头比如子女的教育费用还需要支付。

在境外买保险有它的好处,香港的保险公司正在招募大陆背景的经纪人来提升销售。境外销售的保险产品的回报可以达到4%,而在中国大陆销售的产品的回报为2.5%。过去中国政府对保险产品的利率有上限,以保护保险公司的利润率,这种情况直到现在才慢慢发生转变。

通过比较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友邦保险提供的两个类似保单可以看出,为了获得相同的保障金额,大陆的客户缴纳的保费要高出48%。如果在20年后退保,大陆的客户拿到的现金也比香港的要少26%。

这两张保单并非完全一样,但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多位保险经纪和顾问认为,它们具有比较价值。友邦保险则认为,这两种保险产品有所不同,它们的货币单位也不一样,所以没有办法直接拿来做比较。

产生如此巨大差别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保险公司在中国大陆获得的投资回报更低,所以他们也没办法给客户太高的回报。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大陆对保险公司来说是个高风险的市场,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不算太健康,还有空气污染和食物中毒等各种因素,所以有必要提高保费。其实对保险公司来说,香港和大陆的利润率是差不多的,加拿大永明金融亚洲总裁Kevin Strain说。

还有一个在海外买保险的理由是,更容易以保单作抵押借便宜的钱,这对提高回报是有好处的。在香港,买家可以以一年2%的成本从私人银行借到钱,而投资在保单上可以获得一年4%的回报。

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香港友邦保险大厦
那些全款买保险的人,也可以把保单做抵押,再借出钱来,买一些高息产品。银行一般比较乐意接受保单为抵押品,因为它们有现金价值,比房产等流动性强。不过利率上升后,这种策略就没有那么大吸引力了。

在海外买保险也有其问题。比如有些医疗计划并不包括中国,汇率波动也是一个风险。对于高额保险来说,体检是必需的。保险经纪说,中国有钱人很少能够没有任何问题地通过体检,常见的毛病包括胆固醇偏高之类。中国商人往往要比新加坡和台湾的投保人多给出7%到10%的保费以弥补他们身体的缺陷。

但中国买家的优势在于年轻。同样一份100万美元保额的保险,在35岁的时候买要比在50岁的时候买便宜得多。

在美国,人寿保险卖得好的一个原因是财产继承人可以用免税的保险金来支付遗产税。中国目前没有遗产税,但正在酝酿这个新税种,所以早点计划起来并非坏事。高额人寿保险不会带来让人惊喜的收入,但有钱的中国人有理由现在就开始喜欢它们。

(本文作者顾蔚是《华尔街日报》中国财富和奢侈品编辑。她针对中国高净值人士写的投资和消费专栏,于每周五在报纸及网络版以中英文双语同步发表。 2013年加入《华尔街日报》之前,顾蔚在路透工作十年,包括在香港用中英文写有关中国经济和金融的专栏,和在纽约从事美国高科技公司和中国有关报道。顾蔚1998年在《第一财经》电视开始记者和编辑生涯。她是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拥有纽约大学经济新闻硕士学位。欢迎读者发送邮件至wei.gu@wsj.com或在评论栏中发表评论和建议,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顾蔚WeiGu)追踪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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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汇有望创中资公司收购美企规模之最

国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与Smithfield Foods Inc.达成协议,将斥资47亿美元收购后者。这一出人意料的交易将是中国企业对美国公司的最大一桩收购案,凸显出中国大举收购海外资产的新决心。


双汇国际控股有限公司(Shuanghui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td.)同意以每股34美元的价格收购Smithfield。包括债务在内,这宗交易对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Smithfield的估值为71亿美元。Smithfield是全球最大的生猪养殖和猪肉加工企业。

参与该交易的人士周三说,这桩收购案的目的是提高Smithfield的出口以满足中国不断增长的需求,而不是将中国的肉制品卖到美国。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猪肉市场。

该交易是中资企业为确保获取能够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而在海外达成的最新一桩收购案。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过去,中国的收购目标主要是矿业和石油,而较少关注食品行业。

中国和中资企业在试图进行海外并购时常常遇挫。其中最出名的例子就是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Cnooc Ltd.)欲斥资185亿美元收购加州联合石油公司(Unocal Corp.)但最终铩羽而归。随着中国日渐成为美国在全球经济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担心这宗交易可能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其他敏感领域。

收购Smithfield的交易远非万无一失。除政治上的担忧和对中国食品安全的顾虑外,还可能出现其他竞购者。Smithfield个董事长卢特尔(Joseph Luter)在接受采访时说,仍可能出现其他竞购者。他说,很多人对我们有兴趣,我只能说这么多。

中国企业比过去更善于应对美国微妙的政治形势和监管规定。

据Dealogic的数据显示,去年中资企业共达成49桩收购美国公司或美企股权的交易,总规模达115.7亿美元。2012年的交易规模比2009年至2011年加在一起的交易规模还要大。若加上收购Smithfield 的交易,则今年至今的收购规模比去年还要大。

为取得交易的成功,很多中资企业开始寻求规模5亿美元以下的投资,并专注于非上市企业或合资企业。但像Smithfield这样的上市企业现在也不失为考虑的对象。

众达国际法律事务所(Jones Day)专注于并购业务的合伙人普罗富赛克(Robert Profusek)说,我敢肯定所有的中国企业都在密切关注这桩收购案。他说,如果交易获批,可能将改变人们的看法,人们过去认为美国不对中国企业开放。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在双汇与Smithfield磋商的同时,另有两家公司也在与Smithfield谈判。此人不愿透露这两家公司的名字。此人说,Smithfield目前可以继续与这两家公司谈判。如果其中一家公司未来30天左右与Smithfield达成交易,Smithfield可能需要向双汇支付7,500万美元的解约费;如果在更晚的时间达成交易,解约费可能将达1.75亿美元。

分析师周三猜测,这两个公司可能是Brasil Foods SA和Charoen Pokphand Foods Pcl。

记者无法联系到Brasil Foods和CP Foods的发言人置评。

一位熟悉巴西食品公司JBS SA想法的人士说,该公司对Smithfield Foods有兴趣,但这一兴趣从没大到向该公司正式提出收购要约这种地步,该公司也不打算提出一个报价来与双汇竞购Smithfield Foods。

Smithfield在纽约股市周二的收盘价为25.97美元,双汇报出的每股收购价较之高出31%。在有关这一收购交易的消息发布后,Smithfield的股价跃升了28%,周三收于每股33.35美元。《华尔街日报》最先了报道这项交易。

美国的肉类行业将为中国提供一个不同寻常的机会。这一行业虽然不像电信等行业那样存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但该行业的整合度很高,行业产能集中在少数几家大公司手里,这意味着,任何其他规模足够大的美国肉类企业如果出价收购Smithfield,交易都有可能面临反垄断审查。

Smithfield去年提交给投资者的介绍材料称,该公司和四家其他公司控制了美国猪肉加工行业73%的产能。Smithfield拥有一系列在美国家喻户晓的品牌,如Armour、Farmland和Healthy Ones,该公司的绝大部分产品都是在美国市场出售的。

近年来,中国的食品业和农业一直受到健康和卫生丑闻的困扰,今年3月在上海周边的河道里发现成千上万死猪一事更是闹得沸沸扬扬。政府有关部门将这一问题归咎于不负责任的农民。

2011年,中国的食品安全检查人员在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Henan Shuanghui Investment & Development Co)的猪肉产品中检测出了瘦肉精,这种食品添加剂在中国和美国都是被禁止使用的。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是双汇国际的上市子公司。瘦肉精可以加速猪的肌肉生长,但如果被人吃下,会使人产生头痛、恶心和心律不齐等症状。该公司后来其在网站上表示道歉,并说它已经与使用瘦肉精的猪肉生产商断绝了合作关系。

双汇和Smithfield说,它们将自愿把这宗交易提交至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进行审查。

Smithfield首席执行长波普(Larry Pope)周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相信这宗交易不会引发任何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我认为最终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会将其视作一宗有利而非不利的交易。

来自艾奥瓦州的参议员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是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中地位最高的共和党人。他说,自己将敦促美国司法部仔细评估双汇与Smithfield可能达成的并购协议。格拉斯利说,他担心这桩并购有可能导致独立猪肉出产商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价格,并推高猪肉的零售价格。

Smithfield的首席执行长波普说,该公司将在未来几天与其客户进行接触,以了解他们对这桩并购交易的反应。他说,我确信部分客户会有一些担忧。

在一个分析师电话会议上,波普强调说,这笔交易关乎提高Smithfield对中国和亚洲其它国家的猪肉出口量,而非进口中国猪肉。目前,Smithfield出口的猪肉约有25%销往中国。

代表着约16,000名Smithfield公司员工利益的美国联合食品和商业工人国际工会(United Food and Commercial Workers International Union)表达了它对这桩并购交易的支持。它在一份声明中说,得知将保留Smithfield目前的管理团队且保留所有的劳资协议,该工会对此感到“满意”。

总部位于中国河南省的双汇是中国最大肉类加工企业、深圳上市的河南双汇的控股公司。与近年来在世界舞台上“大展拳脚”的其它中国企业不同,双汇不是国企。

双汇董事长万隆有时会被媒体称作是“中国屠夫长”,因为双汇称自己每年屠宰的生猪逾1,500万头。

与中国很多商界领袖一样,万隆也一直在培养自己与北京的政治联系。过去15年,他一直是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是中国徒具形式的国家立法机构,每年召开一次会议,正式批准通过中共领导人的提案。

双汇的大部分生猪来自个体养殖户。这种做法在中国受到了严格审视,因为中国监管不善的小型养殖场制造了一系列食品丑闻。

万隆接受采访时说,他希望增加来自公司自有养殖场的生猪数量。

两家公司在证实收购案的新闻稿中强调说,它们将保持世界领先的食品安全和质量控制标准。

在向杂货商肉类柜台出售火腿和鲜猪肉制品方面,创立于1936年的Smithfield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这些肉类(常以杂货商的品牌出售)的利润率低于那些带包装和有品牌的肉制品。波普任首席执行长期间,Smithfield的Eckrich香肠和Smithfield培根等带包装的肉类品牌实现了更高利润率。

但Smithfield在2008年和2009年栽了跟头,出现了罕见的亏损,原因是美国乙醇行业迅速发展导致玉米价格走高,于是该公司养猪场的粮食成本大幅上涨。此外,Smithfield还面临行业性的生猪养殖过剩问题,给猪肉价格带来压力。

此前,Smithfield的大股东康地谷物公司(Continental Grain Co.)要拆分Smithfield的消息曾引发不安。

康地谷物曾说,董事会应该考虑将公司一分为三:生猪养殖、鲜猪肉和包装肉生产,以及国际猪肉业务。康地谷物及几个相关方最近共持有Smithfield约6%的股权。Smithfield说不认同康地谷物的建议。

康地谷物强烈要求Smithfield在董事会中增加三个董事职位,并且增加董事计划的申请截至日期是本周。

波普在接受采访时说,早在康地谷物开始推进变革之前,他就已经与双汇建立了关系。

波普在电话会议上说,Smithfield最早是在大约四年前提出了与双汇达成交易的想法,之后就一直在与这家中国公司进行磋商,但定价一直是个问题。

波普担任Smithfield高管多年,于2006年成为公司首席执行长,接替公司的长期领导卢特尔。卢特尔曾制定了垂直整合、在旗下猪肉加工厂的基础上收购养猪场的战略。在卢特尔的领导下,该公司的股价有30多年一直在上涨。

Dana Mattioli / Dana Cimilluca / David Kes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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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玩博彩 企业玩心跳

董洁林

有些朋友在互联网领域做企业,也有些朋友在太阳能领域做企业,前者看似来自火星,而后者却好像来自金星。“火星人”反感政府的制约,希望政府离他们越远越好,而“金星人”则和政府频频“勾肩搭背”甚至屡屡“喜结良缘”。

互联网在中国始于上世纪90年代早期,几个在美国玩互联网的中国留学生做了个叫亚信的公司,然后回到了中国,开始帮助中国政府建筑第一个商业互联网网络ChinaNet。亚信的客户虽然是政府和国企,但公司完全由私有资本投资,该公司于2000年初在美国上市,现在虽然已经不太被媒体关注,但仍然活得有滋有味。互联网主干路修好之后,各类服务公司如搜狐、新浪、百度、携程、阿里巴巴、腾讯等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历经20年风雨起伏,中国互联网行业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年产值730亿美元、从业人员超过300万、服务近六亿网民的大产业。

中国太阳能的故事进入人们的视野是从无锡尚德开始的。2001年,从澳洲归国的施正荣创业团队,得到了无锡政府组织的600万美元投资成立尚德,四年后在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此后无锡尚德模式被中国各地政府疯狂复制。据不完全统计,到2010年,中国有逾百个太阳能产业基地,光伏企业约800家,整个行业上下游的从业人员近百万,产品绝大多数出口,产能超过全球总需求。从2011年开始,由于欧洲经济危机,以及接踵而至的美国对中国太阳能产品的“双反”惩罚,整个市场迅速萎缩,中国太阳能行业的旗舰企业无锡尚德于2013年3月进入破产程序。

互联网20年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中国政府部分的支持,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大力投资,但阻碍互联网发展的力量也一直如影随形。例如,政府出台条例禁止国外资本投资互联网服务类公司,为了绕过这个规定,外资只得以“协议控制”又称“可变利益实体”(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 VIE)方式间接投资中国互联网企业,结果互联网企业主要由私有资本投资,按市场规律成长。还有,在政府意识形态部门的管制下,中国互联网被严密的防火墙围住与世隔离,国际互联网巨头谷歌被挤出中国市场,中国网民每天的言行也在敏感词、删贴、销号等各种监控行动的包围中。尽管如此,中国互联网犹如顽强地生活在空气稀薄土壤贫瘠的黄山之巅,从岩缝里长出一棵棵苍劲奇松,形成一片独特的美景。

太阳能行业在中国的发展路径完全不同。如果说尚德成立前后还有过一个探索期,那么2005年尚德上市成功后太阳能行业在中国的发展只能用“爆炸”和“疯狂”来形容。各地政府毫无创意地重复引进与尚德类似的技术和产品,采用与“无锡-尚德”类似的投资方式,一个主要由各级政府控制的机构投资(国有银行和信托、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的风险投资基金等)、技术门槛较低、核心原材料缺乏、市场高度依赖欧美的泡沫就这样吹起来了。

看看江西新余市引进赛维LDK太阳能公司的故事:2005年政府财政规模仅18亿的新余市领导用财政做担保,冒着丢乌纱帽的危险,为赛维投资两亿,推动赛维两年后在美国纽约上市。这曾经是一个官场中豪赌的赢家传奇和敢于冒险的企业家玩的一次心跳,很典型地反映了这段时间太阳能行业的疯狂。和尚德一样,赛维成为各地政府的座上宾,在全国各地大肆扩张产能,当2011年欧洲和美国市场的寒流来袭的时候,他们已经收不住了。

美国一个投资管理公司(Maxim Group)估计过,中国最大的10家光伏企业2012年贷款超过1110亿人民币,负债率超过80%。而那些为数众多的小光伏企业负债情况应该更惨。也就是说,如果债主较真的话,整个中国光伏行业已经事实上破产。然而最大的债主都是国字号的银行、信托和国企,他们不敢让这些企业破产而使债务烂在手里,甚至还在往黑洞里扔钱,暗自祈祷着熬过光伏的冬天。

这两个都是新兴产业,核心概念和技术都是来自国外,为什么互联网产业在政府的围追堵截中活得风生水起,而太阳能行业则集政府的千万宠爱于一身却步履艰难呢?

我想起了与一家硅谷著名上市企业华人老总的一次聊天。他说:每次来中国都会见到一些很聪明的政府官员,他们很自信,乐于下结论,而权力又极大,既可以决定当地产业走向,也可以决定某个企业的生死。这让我很紧张,因为已经习惯了美国地方政府的角色,就是修修当地的路,做好地区规划和治安管理等,与企业井水不犯河水。况且,技术和市场千变万化,我们这些做企业的天天在全球飞来飞去与客户交谈,与各地的技术领袖交流,但做决定的时候仍然如履薄冰。我真不知道这些政府官员的自信来自哪里?凭什么选择未来技术,又凭什么自认为是能发现“千里马”的伯乐?

可以说,政府的“万千宠爱”正是太阳能行业的致命弱点。如果说无锡市政府和尚德结缘不失为一次有意思的探索,那么新余市政府的豪赌已经没有任何新意。如果说新余市政府的运气不错还见到过几天辉煌、收获些许政绩,那么后来模仿无锡和新余跳进太阳能行业的很多地方政府和企业就只能用“愚蠢“二字形容了。一届政府的“政绩”,不一定是下届政府的垫脚石,而可能是未来政府的陷阱和人民挥之不去的噩梦。

至于那些来自火星和金星的企业家们,其实都是地球人,接近或远离政府并非个人偏好,也与道德情操、政治立场无关,企业家的共同之处在于从社会配置成本最低的资源并避开风险,以达到成就企业的目的。互联网产业良性发展的生命线是灵活自由,因此“火星人”要远离政府;而太阳能企业启动需要大量便宜的资本,而世界上只有中国政府愿意提供如此廉价的资本并承担巨大风险,因此“金星人”更愿和政府“共度良宵”。

那么,一个社会应该由谁来决定未来技术发展的方向、由谁来选择企业的赢家和输家?美国模式是市场选择,而中国主要由政府选择。过去几十年,中国一直在追赶欧美,执行效率比创造力更重要,只要看准了欧美企业做什么就做什么好了,因此政府选择的模式在很多时候速度更快。但当一些领域走到新兴技术领域的前沿之时,前面没有标杆,路上充满荆棘和迷雾,因此由市场小心翼翼地探索和选择就更为合适了。

除了“效率”的考虑,还有权力和责任问题。美国的纳税人只赋予政府服务社会、维持秩序的功能,而经济发展的任务一直由民间和市场唱主角,市场上的输赢由玩家自愿买单。美国政府官员偶尔也想玩一把市场,但赢了喝彩声稀,输了则骂声四起。然而,市场模式在中国一直是个“灰姑娘”,中国官员习惯于为经济事务“当家作主”,使得官场成为一个巨大的赌场,身处其中总会听到周围有人“中奖”、老虎机叮叮咚咚掉下硬币的悦耳之声,这声音激励着更多的官员前赴后继地投身于“博彩”事业之中。输了怎么办?没事儿。因为赌资来自广大纳税人,他们是一群沉默的羔羊。

(本文作者董洁林博士是苏州大学商学院特聘教授,苏州大学企业创新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她于1988年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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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亲近和硕 富士康垄断地位遭削弱

年来,全球几乎所有iPhone和iPad都来自同一家公司的装配线。这家公司就是富士康(Foxconn)。

这是两位个性鲜明的人物达成的一项远近闻名的合作关系:一位是苹果(Apple Inc.)专注且脾气捉摸不定的联合创始人乔布斯(Steve Jobs);另一位则是同样苛刻的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

但在苹果现任首席执行长库克(Tim Cook)的领导下,苹果正将其业务更加公平地分包给另一家知名度较小的供应商。这家科技巨头的供应链因此变得更加平衡。

Reuters
和硕从去年开始生产iPad Mini平板电脑(左),富士康则继续组装尺寸稍大一些的iPad(右),照片摄于中国的一家苹果专卖店。
和硕联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Pegatron Corp.)将成为预计今年晚些时候推出的一款低价iPhone的主要组装企业。和硕的名字来源于希腊神话中的飞马珀伽索(Pegasus)。作为富士康的同城竞争对手,规模较小的和硕在2011年成为iPhone的次要制造商,并从去年开始生产iPad Mini平板电脑。

和硕的崛起意味着富士康对苹果移动产品生产垄断的终结。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合同制造商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Co.)的商标名。

知情人士指出了果进行上述转移的战略原因:去年富士康制造工艺存在缺陷导致iPhone 5的金属外壳出现划痕,苹果因此希望分散风险;来自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 Co.)和其它厂家的竞争日益激烈,苹果决定扩大其产品线。

分析师称,在试图争取苹果业务的同时,和硕也愿意接受更薄的利润。和硕拒绝对其定价置评。

苹果不予置评。

近年来,在发生了一系列备受瞩目的员工自杀和事故之后,为了改善工厂条件,富士康的规模成本优势已经减弱。虽然2011年旗下一家工厂爆炸导致数十名工人受伤曾在短时间内令和硕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但这家规模较小的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躲过了一系列备受瞩目的事件。正是这些事件令富士康提高工资,并改变其涉及工人的种种做法。

知情人士说,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合同制造商,富士康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苹果也越来越难以控制这家企业。此前曾发生过富士康改变零部件采购来源却没有通知苹果等事件。与此同时,富士康对日益复杂的苹果产品感到不满。比如富士康的iPhone 5产量就难以满足苹果所需。

苹果公司管理层变动对此也有影响。知情人士说,乔布斯更容易原谅他最喜欢的制造合作伙伴犯下的错误。上述人士说,如今,库克更为看重风险的分散,而不是依靠乔布斯和郭台铭“这两位同样看重英雄情结的商业领袖”(其中一位知情人士的原话)结下的独特的密切伙伴关系。尽管如此,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说,库克和郭台铭的关系仍然非常牢固。早在库克1998年进入苹果公司之前,两人就已经相识。

但随著作为苹果供应商的和硕的重要性日益显现,该公司也有可能面临越来越多的审视。在2011年工厂爆炸发生后,和硕对其是否改变了种种用工做法不予置评。

就像其他合同制造商一样,在生产苹果、微软(Microsoft Corp.)、惠普(Hewlett-Packard Co.)以及戴尔(Dell Inc.)等公司相互竞争的产品的过程中,和硕的成功依靠的是保密和机变。

在台北郊区华丽的和硕总部大楼,为不同客户服务的工程师们中午在同一个食堂吃饭,下班后又聚集在健身房,但是他们很少知道彼此的具体工作内容。敏感项目一般由门禁系统甚至面部识别软件来把守。

尽管从表面上看,和硕似乎是初来乍到,但这家台北公司与苹果有很深的渊源,早在10多年前,这家公司的前身曾在烛光下为苹果包装电脑。

和硕的资深副总裁蔡进国表示,1999年,他创办的公司Alpha-Top Technology Corp.获得了苹果第一代iBook的生产合同。首次合作并不顺利:台湾的一次大地震导致工厂断电,生产陷入瘫痪。

蔡进国说,当时我的工厂里有许多苹果的人,他们让我想出解决办法;我买了许多发电机,我们甚至在包装流水线上使用了蜡烛。

Alpha-Top得以保住了苹果的业务,不过,在被华硕电脑有限公司(Asustek Computer Inc.)收购之后,公司的订单逐渐减少。华硕在从事合同制造业务的同时也在竭力推出自己的同类品牌。在客户的压力之下,华硕2010年把合同制造业务剥离出来,成立了和硕。

和硕第一季度的营收为2,191亿新台币(约合74亿美元),远远低于富士康的8,091亿新台币(约合273亿美元)。由于规模较小,和硕的运营利润也较低,为0.8%,相比之下,富士康为1.7%。

和硕的首席财务长林秋炭说,和硕在台湾和中国大陆总共拥有大约10万名员工,预计今年下半年公司在中国大陆的工人数量将增加大约40%。分析人士认为,和硕增加人手主要是因为公司预计将生产低成本的iPhone。

和硕去年开始生产iPad Mini,但是一些知情人士说,由于和硕的生产效率较低,其产量赶不上最初的计划,最终富士康承担了大部分的生产任务。

林秋炭说,生产任何新产品都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的生产效率正在不断提高。不过他拒绝对任何苹果产品置评。

凯基证券(KGI Securities)的分析师Angela Hsiang说,今年,和硕的消费电子和通信业务的营收中,来自苹果的将超过一半。她预计,今年销售的大部分iPad Mini以及大部分即将面市的低价iPhone都将由和硕生产。

富士康的发言人邢治平承认,公司正处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

邢志平说,我们正在实施业务转型,在电子商务等领域进行扩张。他没有提供更多具体细节。

Eva Dou

(更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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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准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鸿准精密)
英文名称:Foxconn Technology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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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硕联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和硕)
英文名称:Pegatron co.
总部地点:台湾
上市地点:台湾证交所
股票代码:4938
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鸿海精密)
英文名称: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Co.
总部地点:台湾
上市地点:台湾证交所
股票代码:2317
苹果公司
英文名称:Apple Inc.
总部地点:美国
上市地点:纳斯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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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May 29, 2013

双汇将收购全球最大猪肉生产商Smithfield

国肉制品生产商双汇国际控股有限公司(Shuanghui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td.)同意斥资约47亿美元收购Smithfield Foods Inc.。如果交易能够通过可能非常严格的监管审查,那么这将成为中国买家对美国企业的最大一宗收购案。

双汇同意以每股34美元的价格收购Smithfield,这一出价较后者周二收盘价25.97美元高出31%。包括债务在内,这宗交易对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Smithfield的估值为71亿美元。Smithfield是全球最大的生猪养殖和猪肉加工企业。

Smithfield的董事长卢特尔(Joseph Luter)周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竞购该公司的其它企业仍然可能出现,从中可以看出这宗交易面临的可能不仅仅是监管方面的挑战。他说,很多人对我们有兴趣,我只能点到为止。

事实上,一位知情人士说,至少还有一家竞购者正在考虑是否要参与进来。

Smithfield拥有一系列家喻户晓的品牌,其中包括Armour、Farmland和Healthy Ones。据该公司网站介绍,其产品销往12个国家。在收购交易消息曝出后,该公司股价后市交易一度上涨29%,至33.55美元。这一消息是由《华尔街日报》最先报道的。近几年该公司股价稳步上升。

从Dealogic编制的数据看,无论交易是否包括债务,双汇此举都可能成为中国企业对美国公司的最大收购案。在庞大的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之际,这将是中国企业试图向海外扩张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但此前中国和中资企业在试图进行海外并购时常常遇挫。其中最出名的例子就是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Cnooc Ltd.)欲斥资185亿美元收购加州联合石油公司(Unocal Corp.)但最终铩羽而归。当时美国担心这宗交易可能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

在交易达成前,谁也不能保证政治上的担忧、对中国食品安全的顾虑或其它因素不会令交易中途受挫。

两家公司说,它们将自愿把这宗交易提交至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进行审查。

Smithfield首席执行长波普(Larry Pope)周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相信这宗交易不会引发任何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我认为最终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会将其视作一宗有利而非不利的交易。

波普说,未来几天该公司将联系客户,看一看其客户对这宗交易的反应。他说,我确信部分客户会有一些担忧。

在一个分析师电话会议上,波普强调说,这笔交易关乎提高Smithfield对中国和亚洲其它国家的猪肉出口量,而非进口中国猪肉。目前,Smithfield出口的猪肉约有25%销往中国。

波普在电话会议上说,我们在美国的业务运营方式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这笔交易有利于我们的业务,也有利于我们为之工作的生产商和供应商。

一个代表Smithfield 1.6万名员工的工会周三表示,支持公司的出售计划。

美国联合食品和商业工人国际工会(United Food and Commercial Workers International Union)主席汉森(Joseph Hansen)在声明中说,得知将保留Smithfield目前的管理团队且保留所有的劳资协议,该工会对此感到“满意”。

一个了解双汇的人说,毫无疑问,猪肉是美国国家基本食品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汇认为,公司非国有,而是私人持有,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华盛顿可能存在的顾虑。

截至周二收盘,Smithfield拥有36亿美元市值。该公司创立于1936年。

波普任首席执行长期间,Smithfield的Eckrich香肠和Smithfield培根等带包装的肉类品牌实现了更高利润率。在向杂货商肉类柜台出售火腿和鲜猪肉制品方面,Smithfield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这些肉类(常以杂货商的品牌出售)的利润率低于那些带包装和有品牌的肉制品。

Smithfield增加了广告支出,以在包装肉制品方面有更大作为。在这个领域,该公司在全美的品牌认知度不如Hillshire Brands Co.与荷美尔食品公司(Hormel Foods Corp.)等对手。Smithfield的猪肉品牌主要在一些地区较受欢迎。

2011年,Smithfield与传奇赛车手佩蒂(Richard Petty)的纳斯卡(Nascar)车队达成了一笔营销交易。波普说,这个安排对其公司产品而言非常贴切,因为很多男赛车粉丝正是喜欢该公司热狗和培根的人。

但Smithfield在2008年和2009年栽了跟头,出现了罕见的亏损,原因是美国乙醇行业迅速发展导致玉米价格走高,于是该公司养猪场的粮食成本大幅上涨。此外,Smithfield还面临行业性的生猪养殖过剩问题,给猪肉价格带来压力。该公司股价跌至每股不到6美元,只能筹集新资本,包括将5%的股权卖给了中国国有食品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Cofco Ltd.)。

波普2012年接受采访时说,有些分析人士在那段时间担心Smithfield会申请破产,自己经常失眠,医生不得不给我开安眠药,并对我说,他必须让我入睡,否则我会得心脏病。

此前,Smithfield的大股东康地谷物公司(Continental Grain Co.)要拆分Smithfield的消息曾引发不安。

康地谷物曾说,董事会应该考虑将公司一分为三:生猪养殖、鲜猪肉和包装肉生产,以及国际猪肉业务。康地谷物及几个相关方最近共持有Smithfield约6%的股权。

波普在接受采访时说,早在康地谷物开始推进变革之前,他就已经与双汇建立了关系。他说,双汇看过康地谷物的一些提案,但没有同意。

波普在电话会议上说,Smithfield最早是在大约四年前提出了与双汇达成交易的想法,之后就一直在与这家中国公司进行磋商,但定价一直是个问题。

波普担任Smithfield高管多年,于2006年成为公司首席执行长,接替公司的长期领导卢特尔。卢特尔曾制定了垂直整合、在旗下猪肉加工厂的基础上收购养猪场的战略。在卢特尔的领导下,该公司的股价有30多年一直在上涨。

双汇总部位于中国河南省,是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在深圳上市的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Henan Shuanghui Investment & Development Co.)的大股东。。

双汇董事长、72岁的万隆在中国被称为“中国第一屠夫长”,因为该公司曾公布说每年屠宰逾1,500万头猪。

和中国很多企业高层领导一样,万隆在北京建立了政治联系。过去15年中,他一直担任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是中国国家级橡皮图章立法机构,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共领导人提出的各项议案。这家按产量计算中国最大的猪肉生产商与西方也有联系。一个由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 Inc.)等公司组成的财团于2006年斥资约人民币20亿元收购了双汇一个子公司的控股权。据双汇旗下这家上市子公司最近提交给监管机构的备案文件显示,高盛的一只基金现仍持有其5.2%的直接持股。

和中国很多大型食品公司一样,双汇的大部分生猪来自个体养殖户。这种做法在中国受到了严格审视,因为中国监管不善的小型养殖场制造了一系列食品丑闻。万隆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希望增加来自公司自有养殖场的生猪数量。两家公司在证实收购案的新闻稿中强调说,它们将保持世界领先的食品安全和质量控制标准。

巴克莱(Barclays PLC)的银行家担任Smithfield的顾问,美国盛信律师事务所(Simpson Thacher & Bartlett LLP)和McGuireWoods LLP为其法律顾问。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担任双汇的顾问,美国普衡律师事务所(Paul Hastings LLP)和长盛律师事务所(Troutman Sanders LLP)为其法律顾问。

Dana Mattioli / Dana Cimilluca / David Kesmodel

(更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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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双汇发展)
英文名称:Henan Shuanghui Investment & Development Co.
总部地点:中国大陆
上市地点:深圳证交所
股票代码:000895
Smithfield Foods Inc.
总部地点:美国
上市地点:纽约证交所
股票代码:SFD

婚姻中为何需要独裁者?

时是清晨七点半。一听到门铃响,我便迷迷糊糊裹上了一件浴袍。

“那会是谁呢?”我向丈夫呢喃道。

“是油漆工”,他一边冲下楼去开门一边说。不久我就听见他和油漆工们在前面门廊用西班牙语交谈。那时,我才真正从梦乡中醒来。

“油漆工?来刷我们的房子?”我冲楼下大喊,觉得难以置信。一个多月以来,亚历杭德罗(Alejandro)和我一直都在谈论房屋外观的刷漆问题。我们一起看了比色图表和刷好的样品,并缩小了选择范围。但我们仍在完善这个计划的过程中。

等他回到房间时,我已是怒不可遏了。

“为什么油漆工现在就来了?我们连主色调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还没有把草图画出来!我们还没让我的姐姐过目呢!”我抱怨道。

“我们就要动工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把所些问题都一一解决的。”亚历杭德罗说,“该是开工的时候了。”

我一整天都气鼓鼓的。刷房子是我们对房产投资的一部分,这应该是两个人共同的决定,我十分恼火。但那天晚上,当我回家看到油漆工的进展时,突然觉得不费吹灰之力便能说出门该上什么色、哪些地方该刷配色。但我还是试着为自己早上歇斯底里的行为辩解。我说,严格说来,我们并未准备好动工。但由于刷漆工程进展得异常顺利,我的此番争论因而完全站不住脚。

“也许你甚至可以说……我是对的?”亚历杭德罗揶揄道。他对我的态度发生转变仍抱有希望。

我对他的话报以一阵恐怖的假哭干嚎,就好像他要我诅咒自己的孩子一样。但我爱这个男人,是真爱。让我承认他是对的,这是多好的一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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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身处我们的婚姻这样一种民主制度中时,双方在投票表决权上各占一半,如果其中有一方(他或她)自封为独裁者并作出一个裁定,这就会让另一个人不快。一直以来,我都为自己是这段平等婚姻中的一份子而感到自豪。我们两个人都在赚钱养家,同时我也喜欢温柔地提醒我丈夫──娶我的这位南美绅士──两个人都应该承担一些家务。而在银行事务、账单支付和投资决策方面,我们俩也是有商有量。

但回到我刚刚提的“刷门”事件上,你会发现,有时候想要达成共识,光空等着根本就行不通。有时你需要指派一位“扣动扳机的男人”来作出最终的决定。还有一些时候──这种情况就很复杂了──我们需要自封为这个角色并坦然接受。

回忆往事,我发觉自己在几年前就曾这样做过。那是在我们的孩子出生后,我强烈地感到一家人的人寿保险缴得不够多。而对亚历杭德罗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他在乌拉圭的家人朋友统统都没有人寿保险,所以在他看来,这完全是美国佬的神经质症状。要我为自己买一份保险是小事一桩,但如果要求亚历杭德罗也这么做会让我觉得尴尬为难。还有,那就是我在睡不着的时候会看一些根据真人真事拍的犯罪电视节目,那里面必然会上演这样的剧情:夫妻中的一方为了吞掉配偶的保险金而出手干掉对方。

尽管如此,我还是百分百确定,人寿保险对他来说必不可少且至关重要。正是这种坚定,促使我让他上了保险。现在我们俩都投了保,这也让我们感觉更好。

我认为,作出独裁决定的首要前提就是:一方须完全确信自己要做的事是对的。而这又与第二个前提息息相关,那就是愿意为一切后果承担责任。虽然事后不可能完全消除所有的影响,但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让你的伴侣知道,你非常清楚残局要归你来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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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就在我们需要清空车库、准备将其变成一间客房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能将我自创的“独裁决定新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我建议将家里用不上的东西放到在线分类网站Craigslist上出售。

而亚历杭德罗却一口否决了在Craigslist上卖旧物的想法,他争辩说不想让陌生人到家里来,而且跟刊登广告和接答电话的工作付出相比,卖东西的所得太少了。一开始,我依了他,就将物品闲置在家里,但向朋友们宣传了旧物出售的消息,希望就这样靠运气,没准儿会寻来买家。

但最终,我觉得这种方式太愚蠢了:我知道把它们放在Craigslist上出售才是正确的事情,我也愿意去做筛选来电和接待买家的工作。一周以后,车库就被清空了,我们的手头也多出了几百美金。现在,亚历杭德罗很难想起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喜欢在Craigslist上卖东西的主意,他也乐于接受自身建议被否决的事实。

说来也怪,在刷房子和其他一些由我心爱的临时独裁者单方面敲定的事情上,我也颇有同感。

也许,我会争取说一声“你是对的。”但在这之前,先让我们等油漆干了,瞧瞧房子的模样再说吧。

KATY MCLAUGHLIN

(凯蒂•麦克拉芬是《华尔街日报》的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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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的上涨火焰在亚洲市场进一步蔓延

日圆和澳元遭受重创的亚洲市场美元上涨火焰已经蔓延至印度、菲律宾和泰国。周三,这三个国家的货币兑美元均跌至新低。

就在昨天,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上扬,削弱了亚洲高收益货币的吸引力。

此外,亚洲国家的央行为缓解本币升值压力而采取的措施也加剧了亚洲货币的跌势。泰国是最新一个行动的国家:该国央行周三宣布今年首次减息,并警告将加大资本管控力度,以促使泰铢汇率进一步走低。

这就造成几乎所有的亚洲货币汇率低于今年年初水平。菲律宾比索周三下挫了近1%,今年年初迄今累计跌幅达到3%,降至11个月来的最低点。印度卢比今年迄今也下挫了2.2%,降至9个月最低点。即便是年初迄今上涨了1.4%的泰铢也依然处在4个月来的最低点。

这与2013年早些时候的局面形成了天壤之别。当时,在美国国债收益率接近历史最低点的情况下,资金大量融入亚洲市场,本地区许多新兴市场的货币纷纷触及数年高点。

总部设在孟买的Development Credit Bank资深外汇交易员Navin Raghuvanshi表示,他并不认为短期内美元涨势将告一段落;在印度,虽然经济在经历了严重缓坡后正在好转,股市也在反弹并接近纪录高点,但卢比的抗压性并不足以抵御美元目前的涨势。

在投资风潮转向美元的同时,有迹象显示美国这一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经济日渐好转,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简称Fed)因此有可能逐步缩减购债计划(直至最近,购债计划的实施还曾使美国国债收益率保持在较低水平)。3月份美国房价的涨幅创出了7年来的最高水平,而5月份的消费者信心则升至5年高点,这些消息促使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美国股市大幅上扬,目前已创出了纪录高位。

近期下跌的亚洲货币,实际上是加入了日圆和澳元更早些时候开始的大幅贬值的行列。日本实施的大规模货币刺激政策已经导致日圆从去年年末开始暴跌。与此同时,由于有迹象显示随着经济增长趋缓,能源消费大国中国购买大宗商品的步伐可能放缓,澳元今年已经累计下跌了8.3%,降至2011年以来的最低点。

周三,Pacific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宣称预计澳大利亚央行将进一步减息。澳大利亚自2011年年底以来已经7次减息,该国基准贷款利率降至2.75%的纪录低点。受该消息影响,澳元延续了快速下行的势头,跌至0.9556澳元兑1美元的低点。

随着亚洲货币走软,在本地区股市和债市上涨阶段介入的投资可能会因此受损,但这对于一直在试图让本币贬值以提振出口的亚洲央行来说却是一个好消息。

菲律宾央行行长Amando Tetangco周三称,外汇市场的走势依然是正常的,无须担心;菲律宾比索每日波动出现类似今天这样的行情并不让人意外。

Ewen Ch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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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改革与王安石变法

刘罡

近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呼吁减少政治权力对经济的干预,以促进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发展并推动政府的改革。 中国国家发改委本月发布的《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也提出简政放权、下决心减少审批事项,推动民间资本有效进入金融、能源、铁路、电信等领域。

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由李克强总理牵头进行的中国新一轮改革,与中国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邓小平推动下实施的改革有一个明显不同,那就是不再把促进经济增长作为改革要实现的主要目标,而是将改革的重点放在解决中国经济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

邓小平当年一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的经济规模要每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而李克强今年就任总理以来已多次表示,中国将来的发展可能会经历一个中速增长期,只要能保持住7%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可以了。 李克强之所以将中国的目标经济增长率下调,是因为他清楚,在以确保经济高速增长为经济工作第一要务的前提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对投资依赖过大、微观经济活力不足等问题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但北京大学教授佩蒂斯认为,中国经济要实现平衡,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必须大幅下降,而这将导致中国GDP的增幅无法超过3%至4%。

如果佩蒂斯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李克强主导的这轮经济改革一开始就会面临一个悖论:改革的成功将以损害改革的最终目标(保持经济的良好增长)为前提。

这种尴尬局面让人不由得想起北宋年间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是北宋当时陷入了所谓“积贫积弱”的困境,而“积贫”又是由“积弱”直接导致的。北宋并不是一个贫穷的王朝,当时政府的财政收入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折算,不仅高于此前的唐朝,甚至高于此后的明朝和清朝。这种情况下北宋政府之所以依然财政紧张,主要是因为北宋的军费开支负担太重,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庞大军费支撑下的北宋军力,却远逊于唐朝和明清。于是,王安石变法把增加政府财力、提高国家军力作为主要目标,但北宋军力疲弱的真正症结是宋朝皇帝对军事将领的强烈不信任感,为防止将领拥兵自重威胁皇权,政府设置了种种制度来限制他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甚至军事将领在边境指挥作战都要严格按照中央政府事先确定好的排兵布阵进行,这样的军队哪能有什么战斗力,于是政府只能靠不断增加军队人数来增加军力,由此导致军费开支不断增加,再雄厚的政府财力也无力支撑。

有不少后世人为王安石变法失败扼腕叹息,其实王安石变法的各项措施没有一条是直接针对宋朝皇帝对军事将领放权不够这一北宋“积弱”的症结的,所以它的失败不可避免。但我以为,以王安石的聪明,他不可能看不出这一点,之所以他的变法主张没有直指这一要害,是因为他和支持变法的宋神宗都清楚,把军权大幅下放给军事将领,虽然有可能立竿见影地提高北宋军力,但却很有可能导致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局面的重现,甚至直接威胁到赵宋皇室的江山稳固。王安石变法的最终目标是巩固赵宋王朝的江山,如果江山都不保了,改革还有什么意义呢?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而高速的经济增长一直中国当今政治结构、国际地位和社会稳定的先决条件,抽去了经济快速增长这根最重要的梁柱,由其支撑的一系列现存结构都有可能垮塌,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情况下,改革对政府自身还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说,如果要期待李克强主导的中国这轮改革获得成功,首先要搞清楚三个问题:其一,改革者有没有魄力和勇气不顾经济增速的显著放缓坚持把中国经济调整到平衡状态;其二,在把中国经济调整到平衡状态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速是否必定会降至显著低于7%的水平;其三,中国政府在经济增速真的降至3%至4%水平的情况下继续坚持将经济向平衡状态调整是否会引发社会动荡。

从中国领导人近日的表态看,7%的经济增速是他们的容忍底线,所以如无意外,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对于第二个问题,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专家拉迪有着不同于佩蒂斯的看法。 拉迪认为,那种认为中国经济再平衡的结果注定是经济增速大幅降低的看法,忽视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动力以及政府政策在鼓励私人消费支出的更快增长方面所具有的能力。他认为,中国经济在逐步实现平衡的过程中,经济增速尽管不会继续达到两位数,但也不会低至佩蒂斯所假设的3%至4%。如果拉迪的看法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中国政府不必破釜沉舟、孤注一掷也很有可能较为顺利地完成当前这轮改革。

但如果佩蒂斯是正确的,而各种主客观原因又使得李克强总理不得不着手推进当前这轮改革,那么改革的成败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经济增速伴随着改革的进行而大幅减缓时是否会发生社会动荡。经济增速放缓意味着从政府到老百姓都需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对于几十年来已经习惯了政府花钱买稳定的中国社会而言,这种局面下能避免发生社会动荡吗?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认为,其实老百姓是懂道理的, 知道没有“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好事,从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情况看,专制条件下老百姓就要向政府无限问责,在民主制下老百姓就愿意减福利。

如果秦晖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硬着头皮改革的中国政府将会与王安石君臣当年一样面临着一个攸关改革成败的根本性问题:敢不敢把手中的控制权真正放出去。王安石变法时北宋已经步入中衰期,如果当时朝廷真的把军权下放给军事将领,长于深宫妇人之手的赵家皇帝们很有可能控制不了手拥重兵的各方将领,从而导致天下大乱、江山易主。王安石变法失败,根本原因是宋朝皇帝没有放权的自信。但中国历史上那些处于上升阶段的王朝也曾实施过重大改革,如商鞅变法等,这些改革却大多取得了成功,究其根本原因,是实施这些改革的主体有勃勃生机,对局面有敏锐的反应力和强大的把控力。李克强的改革如果真的需要在明显不利的局面下杀出一条血路来,归根到底,还要看共产党所说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能否真正经受住考验。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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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在北京读哈耶克

BRET STEPH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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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9年春,时年18岁的杨继绳还在湖北的一家寄宿制中学读书。一位儿时的好友突然来访,跟他说:你爸爸要饿死了!赶快回去,能带点米就带点。

跟学校请假后,杨继绳赶回了他家的农田。他回忆说:我们家屋门口的榆树已经只剩下剥掉了皮的树干,根都被挖了出来。进入屋内,他看到父亲半躺在床上,眼窝深陷,没精打采,面容憔悴,皮肤布满皱褶并松弛无力。他说:我猛然意识到,皮包骨头这个词是如此恐怖、残忍。

没过三天,杨继绳的父亲就去世了。但直到多年过后,杨继绳才知道到父亲的遭遇不是孤立事件。他是1958年到1962年死于饥荒的3,600万中国人中的一员。

又过了很多年,他才意识到这一切苦难的根源不是天灾,因为发生饥荒的那几年中国并没有出现严重旱情或洪涝。相反它的肇因是人,尤其是一个人:伟大舵手毛泽东。时至今日,毛的画像仍然悬挂在紫禁城的大门上方,俯瞰着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接下来杨继绳参加了工作,先是在新华社当记者和高级编辑,后来成了一名历史学家。其矢志不渝的学术研究导致他与中共之间产生越来越多的冲突──虽然他依然是一名党员。现年72岁、定居北京的杨继绳在5月份前往纽约,接受曼哈顿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因他的作品《墓碑》而向他颁发的哈耶克奖(Hayek Prize)。《墓碑》是杨继绳在做了精心研究之后写的一部关于那次饥荒的权威历史。在访问《华尔街日报》总部的时候,他对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喜爱显而易见。

他举着翻得卷了边的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中文翻译版说:这本书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说,哈耶克这本书最初翻译成中文是在1962年,当时还是供高级领导人阅读的“内参”,意思是其他所有人都不准接触。直到1997年才出版了公开发行的中文翻译版,并在“译者的话”中指责哈耶克“不符合历史事实”,存在“概念上的混乱”。

Zina Saunders
杨继绳
杨继绳很快发现,哈耶克对集体主义经济危险性的警告,从根本上解释了他年轻时遭遇的悲剧,以及中国当下的困境。哈耶克在书中引述了托洛茨基的话:“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要求粮食和钢铁大幅增产的时候就是这样。农民被迫超长时间劳作来达到不可能达到的粮食指标,常常采用借自苏联冒牌农学家李森科(Trofim Lysenko)的灾难性种植方法。生产出来的粮食被送到城市甚至出口到国外,却没有留足养活农民所需的粮食。饿得要死的农民又被禁止离开所在地区寻找食物,包括父母吃亲生孩子的人吃人事件时有发生。

杨继绳说:毛泽东的权力从人们的脑子延伸到他们的肚子。他说,不管中国人的脑子里想什么,肚子里吃什么,全都受到毛泽东的控制……他的权力延伸到中国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座工厂、每一个车间、每一户家庭。

就在这段时间,赞同毛泽东的西方记者──特别是美国的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和英国的费利克斯•格林(Felix Greene)──受邀参加精心布置的旅行活动,以便他们能够“驳斥”大饥荒传闻。时至今日,很少有人意识到毛泽东造成的人为饥荒是20世纪最严重的暴行,没有之一。按规模排序,它超过了卢旺达种族屠杀、柬埔寨杀人场和纳粹大屠杀。

杨继绳作品的力量,在于它以令人难以忘怀的精确描述了党员干部的残忍,农民的苦难,人人害怕因说出指标未达到、成千上万人被饿死的真相而被划作“右派”,以及毛泽东手下的阿谀奉承。

但这本书不止于讲述了一个残酷得出奇的政权在一个日益遥远的年代的历史,它也在提醒我们,对于那些用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取代个人主义的国家,不管是出于何种动机,到最后等待它们的究竟是什么。于是杨继绳谈到了现在。

他说,中国经济不是党内领导人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一种“权力-市场”经济。

什么意思呢?

他说,意思是市场由权力控制。比如土地,不管进入哪个行业,不管是做什么生意,任何许可都必须由政府、甚至是低到县一级的地方政府批准。所以每一个县都像企业、公司那样经营。县委书记就是CEO,就是总裁。

换句话说,中国现代体制融合了政治威权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更准确地说,是独裁与裙带的融合,其后果体现为腐败猖獗、环境恶化,以及政治人脉深厚者与其他所有人之间的大范围不平等。杨继绳介绍,今天的中国有两种主要的仇恨形式,一是仇恨有钱的,即仇富,二是仇恨有权的,即仇官。两者常常是同一种仇恨。

但中国不是比杨继绳年轻的时候自由多了吗?他承认,后毛泽东时代党的首要任务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解决怎样填饱肚子的问题。

他也承认,现在有了更多的思想自由。他说:如果40年前发表这本书,我会被枪毙,如果30年前出这本书,我会被判刑。现在的结果是不允许我在主流媒体上发表文章。《墓碑》中文版的出版地点是香港,在内地是禁书。

当然,当局容忍杨继绳也是有其道理的。为了维持政权,当局需要审查大量的信息,杨继绳将此称为中国领导人几百年来的“治术”,但只有审查是不够的。当局在维持对毛泽东的崇拜以保护自身政治合法性的同时,也需要有一定数量的人知道毛泽东体制的全部真相,从而使中共永远不再重复它犯过的错误。今天在一种怀念毛泽东时代的情绪横扫中国的时候,这种需要更加突出。杨继绳说: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人们将毛抽象为社会公正的象征,然后利用这种抽象物来抨击现政权。

他解释说,上千万的工人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下岗,所以很多人对改革不满,然后他们怀起旧来,认为毛泽东时代要好得多,因为他们从未经历过毛泽东时代!刚好,这种复活运动的领袖之一就是曾经权倾一时、去年因为一桩谋杀案丑闻而下马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但当局宽容杨继绳还有一个更加邪恶的原因。简单来说,当局需要有一些人拥有一定程度的思想自由,以更加完美地维持针对其他所有人的独裁。

杨继绳回忆说:我曾经给一个政府部门的领导们上课。我跟他们讲,你们当官是很危险的,因为你们权力太大。我说:你们必须小心,因为那些希望得到你们批准以拿到某块地皮或某个项目的人,那些贿赂你们的人,就是射向你们的糖衣子弹、糖衣炮弹。所以今天你可能是高官,明天你可能就是阶下囚。

这些官员对此有何反应?

他们说,杨教授,您说的我们一定注意。

他们确实应该注意。正如哈耶克在其知名文章《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a Society)里所写,任何计划体制的根本问题都在于,“有关我们必须利用的环境的知识,从不以集中的或统一的形式存在,而只作为离散的、不完整的、经常互相矛盾的、由所有分散个体所掌握的知识而存在”。

大跃进是一个自认为掌握了完美知识的高压政权在力图实现某种目的时所发生的一个极端例子。即便到了今天,当局似乎也认为全知全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正是他们投入如此多资源监控国内网站、攻入西方企业服务器的原因之一。但不完全知识的问题无法在一个拒绝向掌握这种知识的分散个体让出权力的威权体制中得到解决。

杨继绳提到:过去20年中国政府一直在说,他们必须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他们一直在说,不能只扩大经济规模,还应该做内部调整,也就是加大发展增值服务和高科技。他们喊这些口号喊了20年,但成果不大。为什么变化不多呢?是因为问题存在于体制本身,因为它是一种权力-市场经济。如果政治不改变,增长模式也就无法改变。

这意味着,如果中国不变成民主国家,它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成熟大国。至于民主化会不会很快发生,杨继绳似乎比较怀疑:中国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普遍持有的一种观点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将陷入混乱。

但杨继绳似乎还是抱着这样一种希望:他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让国家的前途变得更加光明。具体地讲,他很想重申两个有可能淹没于当今中国的观点。

首先是权利的含义。他说,有一句归到哲学家老子身上的话说,统治者对其人民应当“虚其心、实其腹”。中国当前统治者的策略,就是通过运用这一格言永远掌权。杨继绳希望他们是错的。

他坚持认为:人的需求不只是吃!在中国,人权就是生存权,我就跟这些人争,这不是人权,是动物权,人有各种各样的需求,对精神的需求,自由的需求,各种自由。

其次是铭记的义务。中国正在飞速进入一个时代,很多人认为这个时代将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由中国来定义。但杨继绳坚持认为,历史也有它的意义。

他说:如果人们无法直面历史,他们就不会拥有未来。这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我写了很多冷冰冰的事实、悲剧。我希望人们汲取教训,这样我们才能远离黑暗,远离悲剧,不让它们重演。

哈耶克如果在世,他对这两点会深有体会。

作者BRET STEPHENS是《华尔街日报》外交专栏《Global View》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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