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

假
如慈禧太后、光绪帝九泉之下获知大清国结局，他们一定会深深后悔1906年政治改革时没有让军队国家化。大清国的政治柱石，一夜间竟然成了大清国的送葬人。

军队不国家化，是一把双刃剑。正面意义是，有助于推动政治改革，维护社会秩序，保证爱新觉罗皇权永固；反过来，因为忠诚皇室，非国家化的军人一定干政，尤其当政治危机发生时，出于义愤，将领们一定有人愿做“真男儿”。

以此反观清帝国终结，张之洞一手调教的湖北新军何尝不爱国、不忠君，赫赫有名的“北洋六镇”何尝不想建功立业，制止危机，让帝国万世一系？然而他们的政治热情导致了相反的结果。其中的教训，令人唏嘘。

1911年10月，武昌事变发生后，清政府迅速启动应急程序，马不停蹄调兵遣将围剿叛军。但调往前线的中央军很快发现湖北新军此次事变并不是一般的闹事，不是为了提薪，不是为了升官，而是为了国家，是希望朝廷兑现承诺真改革。于是，镇压变成了僵持。眼见着独立省份从湖北到湖南，从两省到四省到六省，朝廷依然没有拿出改革的勇气，于是直到发生“滦州兵谏”，“士官三杰”剑指朝廷，朝野各界才恍然大悟如梦初醒，但一切都晚了。

所谓“滦州兵谏”，就是驻守在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官兵基于大义所发动的一场军事哗变，其政治诉求只有一个，那就是朝廷必须立即兑现改革承诺，实行君主立宪。

滦州兵谏的主要领导人为吴禄贞、张绍曾和蓝天蔚。吴禄贞时年31岁，湖北人，由张之洞派往日本学习军事；与吴禄贞情形相似，蓝天蔚时年33岁，湖北人，也是由张之洞派往日本学习军事；张绍曾，时年32岁，河北人，天津武备学堂出身，与军界少年权贵载涛、载洵等友善，也有留学日本的经历。

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三人在日本时深相结纳，成绩突出，志趣不凡，被誉为“士官三杰”。他们虽然在那里受到孙中山的影响，与湖北籍革命者刘成禹等来往，然而不管怎么说，他们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革命者，更不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那样的职业革命家。他们作为清政府官费选送的军事留学人员，对朝廷依然有着无比期待和基本忠诚，他们后来之所以挺身而出发动兵谏，与其说是对湖北新军的响应，不如说是对湖北新军的回应，是清帝国中央军用自己的行动发声。

至于“士官三杰”对孙中山的倾慕，过去的表述可能稍有夸大。其实在1904年后的中国，革命与改良就是一个跷跷板。革命高涨了，肯定意味着改良出了状况，而状况一定是朝廷遇到根本障碍改不动了。这时，稍怀激进情结的人都会倾向于革命。而一旦朝廷化解了障碍，改良进入常态，革命就又进入低潮了。“士官三杰”和那个时代许多关心政治的中国人一样，可以说他们是革命者，也可以说是改革者。当改良没有绝望的时候，他们支持改良；当改良绝望，革命爆发，他们也不会与革命相向而行。他们对朝廷的批评、批判与愤怒，就是典型的“第二种忠诚”，是恨铁不成钢。

进入1911年，革命形势走向低潮，清政府主导的政治改革如火如荼，立宪党人都在幻想着随着政治改革进程分享应该获得的权利，不料清廷亲贵内阁出台惹恼了立宪党人，使他们先前的政治期待落空。紧接着，朝廷又接受盛宣怀的铁路国有化建议，弄得南方各省群情激奋，反抗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清廷为振奋人心，鼓舞士气，决定在当年秋天调动大军举行“永平秋操”，以此去压制各地风起云涌的抗议浪潮。

“永平秋操”分为东西两军。西军为禁卫军，以满人为主；东军为新军，以汉人为主。内定演习方案是东军败西军胜。清廷特别任命军口大臣载涛为永平秋操大元帅，任命舒清阿为西军总统官，冯国璋为东军总统官。被指定参加秋操的，禁卫军为第一混成协、第二混成协和第三混成协；新军参加秋操的为第一镇、第四镇、第二十镇及第二混成协。

张绍曾的第二十镇开到滦州时，武昌起义已爆发，全国震动，军心不稳。朝廷根据秋操大元帅、军口大臣载涛的报告，下令停止当年秋操一切准备，并考虑将新军第二镇、第四镇及第六镇一协编为第一军，将第二十镇和第三镇、第五镇各一协及第二混成协编为第二军，开赴湖北前线。因此，从各地向滦州集结的各路军队相继离开返回原驻地，但不知为什么，张绍曾的第二十镇却在滦州按兵不动。

滦州为拱卫京师的战略要地，张绍曾的第二十镇在那里按兵不动引起了朝廷的注意，朝廷担心武昌的事情在滦州发生，相继派载洵、吴禄贞、蒋作宾、陈其采等将领前往滦州相机劝说，以解除朝廷的担心。

载洵算是张绍曾的学生，但他的劝解并不被张绍曾接受。吴禄贞是张绍曾的哥们，他的第六镇已从滦州返回原驻防地保定，他受命前往滦州劝说张绍曾，其实是给了他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进行沟通串联，使吴禄贞有机会对先前的计划进行调整。

作为湖北籍新军军官，吴禄贞、蓝天蔚等人对武昌事变理所当然更关心，也理所当然想为自己的故乡，还有那支自己先前服务过的湖北新军做点什么。这是人之常情。他们确实有遥相呼应的考虑，以配合武昌，只是很难说的一点是，他们的行动并不像湖北新军那样有意推翻清廷，建立民国，实现共和。

基于这样的立场，张绍曾于10月27日联络一批将领一起向朝廷施压，请求朝廷尽快立宪，以政治变革回应南方要求，推动政治进步。

对于张绍曾等人的建议，朝廷筹议未决，于是张绍曾等又向朝廷请求进兵南苑，以兵临城下迫使朝廷屈服。

张绍曾等人的做法当然不会使朝廷轻易答应，何况军方将领用武力迫使，朝廷如果就此答应，后果同样不堪设想。而朝廷不答应，又迫使因此发难的张绍曾等人骑虎难下，于是他们找到了一个难得机会，扣留了一列发往武昌前线的军火，以此向朝廷继续施压。

作为军事将领，张绍曾当然知道这批军火对前线的意义，但他不是要将这批军火据为己有，而是希望将这批前线最需要的军火扣留下来，迫使前线将士能和他一起呼吁朝廷尽快开始政治改革，兑现君主立宪承诺。这是张绍曾扣留军火的惟一想法。

张绍曾的做法立即获取预想效果，在北京，在武昌，在袁世凯那里均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朝廷通过各种方式劝张绍曾有话好好说，不要扣留军火；正在前线或者准备开往前线的冯国璋、段祺瑞也向张绍曾施压，劝告他有话说话，不能拿前线兄弟生命开玩笑。

截留军火不是目的，各处如此反应却是张绍曾想要的效果。10月29日，张绍曾、蓝天蔚等一批高阶军官联名通电，敲响清帝国的丧钟。

军人干政，为中国迎来了中华民国，顺手将清帝国送进了历史。

（本文作者马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文明通论》、《晚清二十年》等。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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