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
在如何评价过去的改革和指导未来的改革上，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两种我不认同的思潮：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这两种思潮看起来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他们表面上看都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他们对事实的解释是错误的。
中国模式论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来自独特的“中国模式”，其基本特点是强大的政府干预和国有经济主导，完全不同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自由竞争和私有企业制度。
中国模式论最初由一些海外研究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学者提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得到一些国内学者特别是政府官员的信奉和追捧。这一派别对中国当前的问题视而不见：中国的情况或许是很糟糕，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它至少也比西方要好。中国模式的本质意味着官员有能力掌舵。
改革失败论者不否认中国开辟了新的道路，但认为这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是问题的根源。他们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是市场化导致的，主张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改革失败论主要是国内一些左派学者的主张，在普通大众中也有不少附和者，甚至也得到个别相当级别的政府官员的认同。
这两种思潮看起来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迷信政府的力量，不相信市场的逻辑；迷信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不相信企业家的深谋远虑；迷信权威，不相信自由。在中国政策精英和知识精英中几乎找不到有人公开主张减少当前的政府干预。
考虑到中国发展到现在经过的历程，这种缺失让人奇怪。中国的改革从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开始。改革进程中我们之所以能有持续的经济高增长，是因为政府管得越来越少，国有企业的比重越来越小，而不是政府管得多和国有部门大。正是伴随着政府管制的放松，才有了市场价格，才出现了个体户、乡镇企业、私人企业、外资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形态，中国经济才不仅没有崩溃，而且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
政府高度干预和国有企业主导不仅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恰恰相反，它们倒是改革失败论者所大肆渲染的中国社会重重矛盾和不公平现象的原因。政府控制大量的资源和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是官商勾结的直接原因和官员腐败的主要温床，严重腐蚀了商业文化，破坏了市场的游戏规则。垄断性产业国有企业攫取的垄断利润使得国有部门职工的待遇远超出市场的公平水平，也是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
北京知识界的观念错误造成的现实后果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政府内外没有人创造性地思考如何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事实上，似乎所有的人都顽固地忽视自由市场有可能提供的问题解决方案。
如果我们能早点开放医疗市场，允许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而不是保持国有医院的垄断地位，“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绝不会如此严重；如果允许民间自由办学校、办大学，中国的教育质量绝不会如此低；如果我们能树立宪法和法律的绝对权威，将政府的权力严格置于法律之下，绝不可能有那么多导致每年发生数十万起抗议行动的野蛮拆迁事件发生。
如果农民真正拥有土地的所有权，绝不可能有那么多对农民土地的不公平掠夺；如果做企业是每个人的平等权利而不是政府以审批的形式赋予一部分人的特权，官商勾结绝不会如此普遍；如果公民有真正的选举权和言论出版自由，官员的腐败行为绝不可能如此肆无忌惮。
中国改革的头二十年，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理念战胜利益，我们相信了的东西，尽管有阻力也要推行，所以我们的改革取得了进步。
但是看看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是利益战胜理念，没有多少人在谈理念，几乎所有出台的政策都是为了保护和增加各个部门的自我利益。中国的未来依赖于理念能否再次战胜利益。
（本文作者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文是作者《什么改变中国》一书的序言节选，该书由中信出版社2012年出版。）
伴
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诸如收入分配不均，地区差异扩大，官场腐败严重，医疗和教育不公平，生态环境恶化，等等这些问题，使得人们的不满情绪不仅没有随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减少，反而有所上升。在如何评价过去的改革和指导未来的改革上，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两种我不认同的思潮：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这两种思潮看起来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他们表面上看都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他们对事实的解释是错误的。
中国模式论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来自独特的“中国模式”，其基本特点是强大的政府干预和国有经济主导，完全不同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自由竞争和私有企业制度。
中国模式论最初由一些海外研究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学者提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得到一些国内学者特别是政府官员的信奉和追捧。这一派别对中国当前的问题视而不见：中国的情况或许是很糟糕，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它至少也比西方要好。中国模式的本质意味着官员有能力掌舵。
改革失败论者不否认中国开辟了新的道路，但认为这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是问题的根源。他们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是市场化导致的，主张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改革失败论主要是国内一些左派学者的主张，在普通大众中也有不少附和者，甚至也得到个别相当级别的政府官员的认同。
这两种思潮看起来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迷信政府的力量，不相信市场的逻辑；迷信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不相信企业家的深谋远虑；迷信权威，不相信自由。在中国政策精英和知识精英中几乎找不到有人公开主张减少当前的政府干预。
考虑到中国发展到现在经过的历程，这种缺失让人奇怪。中国的改革从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开始。改革进程中我们之所以能有持续的经济高增长，是因为政府管得越来越少，国有企业的比重越来越小，而不是政府管得多和国有部门大。正是伴随着政府管制的放松，才有了市场价格，才出现了个体户、乡镇企业、私人企业、外资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形态，中国经济才不仅没有崩溃，而且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
政府高度干预和国有企业主导不仅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恰恰相反，它们倒是改革失败论者所大肆渲染的中国社会重重矛盾和不公平现象的原因。政府控制大量的资源和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是官商勾结的直接原因和官员腐败的主要温床，严重腐蚀了商业文化，破坏了市场的游戏规则。垄断性产业国有企业攫取的垄断利润使得国有部门职工的待遇远超出市场的公平水平，也是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
北京知识界的观念错误造成的现实后果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政府内外没有人创造性地思考如何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事实上，似乎所有的人都顽固地忽视自由市场有可能提供的问题解决方案。
如果我们能早点开放医疗市场，允许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而不是保持国有医院的垄断地位，“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绝不会如此严重；如果允许民间自由办学校、办大学，中国的教育质量绝不会如此低；如果我们能树立宪法和法律的绝对权威，将政府的权力严格置于法律之下，绝不可能有那么多导致每年发生数十万起抗议行动的野蛮拆迁事件发生。
如果农民真正拥有土地的所有权，绝不可能有那么多对农民土地的不公平掠夺；如果做企业是每个人的平等权利而不是政府以审批的形式赋予一部分人的特权，官商勾结绝不会如此普遍；如果公民有真正的选举权和言论出版自由，官员的腐败行为绝不可能如此肆无忌惮。
中国改革的头二十年，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理念战胜利益，我们相信了的东西，尽管有阻力也要推行，所以我们的改革取得了进步。
但是看看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是利益战胜理念，没有多少人在谈理念，几乎所有出台的政策都是为了保护和增加各个部门的自我利益。中国的未来依赖于理念能否再次战胜利益。
（本文作者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文是作者《什么改变中国》一书的序言节选，该书由中信出版社2012年出版。）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