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薇
什么是邪教？
自法轮功非法聚集中南海（1999.4.25）事件以来，“邪教”成为“显词”，在中国人的视野中持续出现。什么是邪教？一些学者认为，邪教就是利用宗教及其他文化形成反社会的学说，并以此作为对他人精神控制的手段，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极端团体。邪教危害社会的若干事例举凡：直接危及别人生命（如在东京实施沙林毒气袭击的奥姆真理教），危及信徒生命（如教导信徒集体自杀的天堂之门、大卫教、人民圣殿教），谋财（如唆使信徒卖淫并从中取利的青龙教），满足部分人的性欲（如上帝的儿女）等。
邪教问题中国古已有之。历代统治政权均把危害其政权基础，活跃于民间社会、具有宗教色彩的各种秘密结社，视之为邪教。东汉时期“太平道”教主张角发动“黄巾起义”，清代林清、李文成领导“天理教”三省大起义，民国时期“一贯道”勾结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政权制造了许多危害民众和社会的事件。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类似邪教的“会道门”势力曾在各地频繁制造事端企图颠覆新生的政权。改革开放以来，在重申宗教信仰自由、宗教政策环境宽松的背景下，自称是宗教的各类邪教组织在广大农村地区潜行默运、滋长蔓延，在局部地区形成了相当强大的社会动员力。
20世纪80年代初以降，中国持续不断地开展查禁取缔邪教组织的工作，日前见于报端的“中国政府认定的14个邪教组织列表”，就是由政府相关部门联合认定并实施防范控制的重点对象。但从客观效果看，无论是80年代针对“呼喊派”、“全范围教会”、“门徒会”、“灵灵教”的查禁，还是90年代中期开展的全国范围大规模的专项斗争对“被立王”、“主神教”、“全能神”的打击，直至1999年后全国声势浩大前所未有的治理“法轮功”的斗争，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邪教组织依然星火燎原、禁而不绝、祸害不断。
据报道，“全能神”盗用基督教名义从事非法活动，专设“护法队”，殴打不愿入教或意图脱教的人。1998年10月30日至11月10日，河南唐河县“全能神”“护法”在12天内接连制造了多起抢劫、殴打事件，受害人被打断四肢、割去耳朵。2012年12月河南光山，犯罪嫌疑人受同村 “全能神”信徒的影响，闯入校园砍伤了23名小学生。2013年山西省临汾六岁男童被挖眼事件，亦是家人信全能神而退教的代价。
邪教为何愈演愈烈？
邪教在中国愈演愈烈、边打边冒，主要有以下原因。
其一，认同危机。伴随着经济改革，中国社会已经由一元化社会向多元社会演变，而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严重滞后，留下一块巨大的精神空白地带。邪教盛行背后蕴藏的危机，实际上是社会认同危机。民众需要认同国家、执政党，同时也需要被认同，在满足温饱后需要精神信仰和由此带来的归宿感、安全感。邪教打着宗教的旗号，乘虚而入，关心感化、送钱送物并控制信徒，得以较快扩张。
其二，社会治理措施滞后。这主要表现为，满足于打击处理和简单化教育，没有从法律层面研究治理对策，从而使邪教由量的积累发生“质变”；工作策略和方式陈旧落后，一直沿用飓风暴雨群众运动式的阶级斗争方法，力图用强制高压手段解决问题。由于邪教有很强的再生能力和自动修补功能，中国社会也已经转型为多元，在建国初期曾奏效的方法已不敷用。
其三，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邪教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农村和城乡结合部，这些地区的人群多为弱势群体，处于社会保障的边缘，磨难较多，挫折感强，缺乏关怀，易被蛊惑。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仍不完善，民众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返贫问题突出。邪教的骗术之一就是教主鼓吹自己是“救世主”，有超自然能力，可以拯救人类，能治百病、保平安，这一招对经济贫困、年老体弱、弱势女性等人群有巨大吸引力。
我们能做什么？
痛定思痛，我们能做什么，以避免招远惨剧重演？邪教的滋生发展有复杂的历史根源、社会背景，客观的现实环境为其生存提供了土壤和条件。但是，有必要对治理方式及措施进行反思。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其一，创新治理对策。遏制邪教的蔓延并减低其社会危害性，是一场持久战。古今中外的经验证明，防控邪教是一个较漫长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传统沿用的“高压严打”甚至连坐手段，已经在实践中无功而返，不仅没有达到预设的“釜底抽薪”目标，甚至有可能因人为树敌而起到“为丛驱雀、为渊驱鱼”的作用。转变观念，创新对策，才是理性的选择。
其二，依法治理邪教。邪教危害社会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不仅发展中国家，大多发达国家也面对着邪教治理的挑战。邪教活动是法国政府和社会关注的重要治安问题，官方统计有邪教组织172个，信徒约50万。法国首开先河立法打击邪教，于2002年5月通过了《加强对有损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邪教组织的预防和镇压法》，规定凡被判犯有人身或精神造成伤害等罪行的邪教组织，法国高等法院将依法予以取缔，还规定了限制邪教组织进行宣传活动和发展组织的措施等等。
要依法治理邪教，中国需要尽快制订《反邪教法》，借鉴法国等西方国家反邪教立法的经验，吸收现行法律中处理邪教问题的有关内容，将相关政策法律化。同时，要建立严格的司法审查制度，切实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坚决打击极少数违法犯罪的骨干分子，最大限度地争取广大的信众，严格遵守现行法中的程序性规定，审慎采用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手段，避免激化民众的对立情绪。
其三，全面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宗教鸦片论“的片面认识还主宰着相当多人的头脑，把宗教信仰预设为政府的潜在麻烦，看不到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功能、文化功能和心理功能。如果民众的生理、心理或精神需求能从正统宗教处得到合理正当的满足，就会大大挤压邪教的生存空间。比如，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法轮功信众最少、活动难以开展的是藏族居住地区。藏族民众虔诚信奉藏传佛教，使得盗用佛教若干概念、在别处频频得手的法轮功无计可施。
此外，建议在全国中学开设宗教常识课，报刊杂志电视网络等传媒也应适当介绍宗教常识，增加民众辨识正邪的能力。
其四，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关注民众的精神需求。我们应继续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让民众看得起病。保证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是现阶段减少邪教蔓延的治本之策。同时，也要关注民众的心理和精神需求，发挥各种社会组织、民间团体的积极作用，让普通人活得有尊严，有安全感。
乌鲁木齐、招远两惨案，看似相距遥远、起因各异，但都提示我们，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异常复杂，进行制度的顶层设计，创新治理策略和方法迫在眉睫。
本文作者靳薇是中央党校民族宗教理论教研室主任。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记
忆中的五月从未如现今这般血腥，5.22乌鲁木齐暴恐案的硝烟还没完全散去，5.28招远被六名男女殴打致死的弱女子的惨叫，又直击国人承受的底线。而招远事件中的六名嫌疑人均系“全能神”邪教组织人员。什么是邪教？
自法轮功非法聚集中南海（1999.4.25）事件以来，“邪教”成为“显词”，在中国人的视野中持续出现。什么是邪教？一些学者认为，邪教就是利用宗教及其他文化形成反社会的学说，并以此作为对他人精神控制的手段，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极端团体。邪教危害社会的若干事例举凡：直接危及别人生命（如在东京实施沙林毒气袭击的奥姆真理教），危及信徒生命（如教导信徒集体自杀的天堂之门、大卫教、人民圣殿教），谋财（如唆使信徒卖淫并从中取利的青龙教），满足部分人的性欲（如上帝的儿女）等。
邪教问题中国古已有之。历代统治政权均把危害其政权基础，活跃于民间社会、具有宗教色彩的各种秘密结社，视之为邪教。东汉时期“太平道”教主张角发动“黄巾起义”，清代林清、李文成领导“天理教”三省大起义，民国时期“一贯道”勾结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政权制造了许多危害民众和社会的事件。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类似邪教的“会道门”势力曾在各地频繁制造事端企图颠覆新生的政权。改革开放以来，在重申宗教信仰自由、宗教政策环境宽松的背景下，自称是宗教的各类邪教组织在广大农村地区潜行默运、滋长蔓延，在局部地区形成了相当强大的社会动员力。
20世纪80年代初以降，中国持续不断地开展查禁取缔邪教组织的工作，日前见于报端的“中国政府认定的14个邪教组织列表”，就是由政府相关部门联合认定并实施防范控制的重点对象。但从客观效果看，无论是80年代针对“呼喊派”、“全范围教会”、“门徒会”、“灵灵教”的查禁，还是90年代中期开展的全国范围大规模的专项斗争对“被立王”、“主神教”、“全能神”的打击，直至1999年后全国声势浩大前所未有的治理“法轮功”的斗争，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邪教组织依然星火燎原、禁而不绝、祸害不断。
据报道，“全能神”盗用基督教名义从事非法活动，专设“护法队”，殴打不愿入教或意图脱教的人。1998年10月30日至11月10日，河南唐河县“全能神”“护法”在12天内接连制造了多起抢劫、殴打事件，受害人被打断四肢、割去耳朵。2012年12月河南光山，犯罪嫌疑人受同村 “全能神”信徒的影响，闯入校园砍伤了23名小学生。2013年山西省临汾六岁男童被挖眼事件，亦是家人信全能神而退教的代价。
邪教为何愈演愈烈？
邪教在中国愈演愈烈、边打边冒，主要有以下原因。
其一，认同危机。伴随着经济改革，中国社会已经由一元化社会向多元社会演变，而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严重滞后，留下一块巨大的精神空白地带。邪教盛行背后蕴藏的危机，实际上是社会认同危机。民众需要认同国家、执政党，同时也需要被认同，在满足温饱后需要精神信仰和由此带来的归宿感、安全感。邪教打着宗教的旗号，乘虚而入，关心感化、送钱送物并控制信徒，得以较快扩张。
其二，社会治理措施滞后。这主要表现为，满足于打击处理和简单化教育，没有从法律层面研究治理对策，从而使邪教由量的积累发生“质变”；工作策略和方式陈旧落后，一直沿用飓风暴雨群众运动式的阶级斗争方法，力图用强制高压手段解决问题。由于邪教有很强的再生能力和自动修补功能，中国社会也已经转型为多元，在建国初期曾奏效的方法已不敷用。
其三，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邪教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农村和城乡结合部，这些地区的人群多为弱势群体，处于社会保障的边缘，磨难较多，挫折感强，缺乏关怀，易被蛊惑。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仍不完善，民众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返贫问题突出。邪教的骗术之一就是教主鼓吹自己是“救世主”，有超自然能力，可以拯救人类，能治百病、保平安，这一招对经济贫困、年老体弱、弱势女性等人群有巨大吸引力。
我们能做什么？
痛定思痛，我们能做什么，以避免招远惨剧重演？邪教的滋生发展有复杂的历史根源、社会背景，客观的现实环境为其生存提供了土壤和条件。但是，有必要对治理方式及措施进行反思。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其一，创新治理对策。遏制邪教的蔓延并减低其社会危害性，是一场持久战。古今中外的经验证明，防控邪教是一个较漫长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传统沿用的“高压严打”甚至连坐手段，已经在实践中无功而返，不仅没有达到预设的“釜底抽薪”目标，甚至有可能因人为树敌而起到“为丛驱雀、为渊驱鱼”的作用。转变观念，创新对策，才是理性的选择。
其二，依法治理邪教。邪教危害社会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不仅发展中国家，大多发达国家也面对着邪教治理的挑战。邪教活动是法国政府和社会关注的重要治安问题，官方统计有邪教组织172个，信徒约50万。法国首开先河立法打击邪教，于2002年5月通过了《加强对有损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邪教组织的预防和镇压法》，规定凡被判犯有人身或精神造成伤害等罪行的邪教组织，法国高等法院将依法予以取缔，还规定了限制邪教组织进行宣传活动和发展组织的措施等等。
要依法治理邪教，中国需要尽快制订《反邪教法》，借鉴法国等西方国家反邪教立法的经验，吸收现行法律中处理邪教问题的有关内容，将相关政策法律化。同时，要建立严格的司法审查制度，切实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坚决打击极少数违法犯罪的骨干分子，最大限度地争取广大的信众，严格遵守现行法中的程序性规定，审慎采用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手段，避免激化民众的对立情绪。
其三，全面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宗教鸦片论“的片面认识还主宰着相当多人的头脑，把宗教信仰预设为政府的潜在麻烦，看不到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功能、文化功能和心理功能。如果民众的生理、心理或精神需求能从正统宗教处得到合理正当的满足，就会大大挤压邪教的生存空间。比如，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法轮功信众最少、活动难以开展的是藏族居住地区。藏族民众虔诚信奉藏传佛教，使得盗用佛教若干概念、在别处频频得手的法轮功无计可施。
此外，建议在全国中学开设宗教常识课，报刊杂志电视网络等传媒也应适当介绍宗教常识，增加民众辨识正邪的能力。
其四，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关注民众的精神需求。我们应继续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让民众看得起病。保证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是现阶段减少邪教蔓延的治本之策。同时，也要关注民众的心理和精神需求，发挥各种社会组织、民间团体的积极作用，让普通人活得有尊严，有安全感。
乌鲁木齐、招远两惨案，看似相距遥远、起因各异，但都提示我们，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异常复杂，进行制度的顶层设计，创新治理策略和方法迫在眉睫。
本文作者靳薇是中央党校民族宗教理论教研室主任。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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