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前驻华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很确定一件事：一个人对中国的信心度通常与他在中国呆的时间呈反相关。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近日，欧逸文在华盛顿的家中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电话采访。以下是此次访谈的节选：
问：2005年你初到中国与去年你离开中国时心情有何不同？
答：初到中国时心情很振奋，觉得万事皆有可能。我花了很多时间四处探访，遇到各种稀奇古怪的企业家。现在，你还是可以遇到关注新形势的公民社会活动家，他们开始感到自己有了新力量，司法改革正在大力推进。
八年之后，心绪就平静得多了。一切皆有可能的豪情被现实感冲淡了。就我而言，热切的渴望与专制的力量产生了冲突。如果我在2005年写这本书，书里一定充满了各种美好强烈的愿望，但是今天写它，书里就会包含这两种针锋相对的力量。
Peter Marovich
答：我觉得不同的年龄情况不同。比方说这本书里面提到的一个人，这个人当了30年的煤矿工人。在中国，当30年煤矿工就像史诗小说一样，是非常不幸的。我问他有什么感受，他说：我挖煤挖了30年，很辛苦，待遇也低。基本上他的回答就是这些。相比之下，他的儿子会上街去买番茄，回来时还能讲一个励志的悲惨故事。如今在中国，个人叙述有点像“军备竞赛”，所有人都可以浏览他人的微博、推特、博客等。这是我愿意和年轻人聊很多的原因之一，年轻人更有能力谈论自己。
问：社交媒体的发展是否改变了中国民间社会？
答：社交媒体带来的相关变化并不是技术层面的，而是心理层面的。由于互联网受到审查，人们已经习惯于去质疑。这有点像肌力。当你展现自己的力量，力量开始增强，你会对自己的质疑能力感到自豪起来。当它变得时髦就很难放弃了。就拿PM2.5（污染）来说。它成为中产阶级世故的一个迹象，人们开始在意自己的健康以及健康面临的风险。如果你不知道如何用你的手机来查看PM2.5指标，就会显得跟不上时代，就好像穿错衣服没跟上潮流一样。
问：你认为关于中国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答：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有一种羊群心理，达到了人云亦云的地步，这让我感到吃惊。几年前，我在一个会议上发表讲话。我预警说，我认为腐败将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神话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当时大家对我的观点抱持敌意的怀疑态度。后来，美国的这种担忧在北京反映了出来。人们意识到中国确实存在一些显著的问题：收入不平等、污染等等。如今所有人都已经站到了另一边，大家都宣布中国经济增长神话已经结束。
问：在中国生活了这么久之后回到美国，让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答：我完全迷惑不解。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些元素让我觉得疯狂。回国以来让我震动的还有，如今在美国担任过公职的经历已经是离职后获得巨大财富的保证——只要你愿意。这背离了我们的政治体系原本应该的运行方式，在事关公众利益的决策过程中也会产生破坏性影响。（但与中国相比，）在担任公职的时候就发家与卸任之后才致富还是有区别的。
另一个区别是规模。我回国后，弗吉尼亚州前任州长因受贿被起诉。我查看了他涉嫌收受贿赂的详细情况。据称他接受了一块劳力士(Rolex)手表。我想，一块手表？在中国，即便是村官也不会把区区一块手表放在眼里。
问：你对习近平发起的反腐败行动有何看法？
答：他发起这场运动显然有重大的公共目的。他做得很有成效的一方面是，追究那些公然腐败和官员的奢侈行为——法国奢侈品牌现在是哀声一片。但他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腐败的根源，那就是问责制和透明度。
我认为，他确实希望并且相信，通过追究那些大人物，他会造成一种寒蝉效应。但我觉得这种策略只能产生暂时的效果。面对政府的打击和整风行动，人们已经驾轻就熟了。
问：中国有什么让你怀念？
答：生活中有种深切的不可预见性，让人兴奋不已。在中国，我妻子会让我出门买卫生纸，而在回来的路上就可能碰到很有意思、发人深省或有趣的事。我敢说，在美国出门买卫生纸是不会有这种意外发现的。
Te-Ping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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