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h Chin/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朱
迪丝•厄曼(Judith Heumann)是美国最知名的残疾人维权人士之一。在前往故宫太和殿之前，厄曼乘坐轮椅经过了一处表面不平坦的石头下坡道，电动轮椅的震颤使她想起了人们有时能在机场看到的震动按摩椅。厄曼身边回响着笑声和轮椅发出的震动声，她的声音颤抖地说，这就像是一次免费的按摩。
完全可以说，故宫在建造时并没有考虑到残疾人进出的问题。毕竟，在这里只有皇帝和皇亲国戚才是需要关照的人物。当皇帝和皇亲国戚发现自己无法（更可能是不愿）走路时，他们随时可以乘坐太监抬的轿子越过故宫不计其数的大理石台阶和门槛。
The Palace Museum
2008年，情况有了好转，至少理论上如此。当时北京在故宫修建了一条无障碍通道，那也是在2008年残奥会之前投入人民币近四亿元（约合6,300万美元）改善全市无障碍通行的措施之一。
在这些改造工程中，有许多却被残疾居民和残疾人维权人士批评成仅仅是装饰门面。例如，在一些地铁口修建的升降梯几乎没有被使用过，经常无人操作；而人行道上的盲道有时通向树坑或建筑物侧面。
故宫的情况如何呢？现在厄曼以美国国务院国际残疾人权利事务特别顾问的新身份再度访问北京，她决定对故宫进行一番测试。
厄曼的这次故宫行并非一帆风顺。在太和殿附近的一个拐角处，两处指示方向的轮椅标志显示的是相反的方向。太和殿高耸正门边原本有一台升降机可以帮她升到正门顶端，但这台升降机却被拆除了，据紫禁城新闻处称，原因是这台电梯用得很少，且其他游客认为其有碍观瞻。本来可以帮她一窥保和殿真容的一台升降机也锁着，找不到工作人员开锁。
当她向旁边一位店员询问有没有人可以开锁时，这位店员生硬的回到道：“没有。”（故宫新闻处的官员后来说，通常有工作人员在值班，残疾游客可以拨打信息热线寻求帮助。）
不过，总的来说，这次体验还是让厄曼感到惊喜。为了让游客顺畅通行故宫的御花园和斜坡而新铺的石头道路让她能穿过一道道宏伟的大门。有一台升降机可以帮她登上天安门城楼去俯瞰天安门广场。不过当时由于时间来不及，她没有乘坐这台升降机登上城楼。
Josh Chin/The Wall Street Journal
不过厄曼也称，使用无障碍通道的人之少，同样让她感到吃惊。厄曼出生在纽约的布鲁克林，上世纪50年代她还年幼时，她在布鲁克林的出行也很不方便。
厄曼说，在纽约，即便在无障碍设施建成之前，坐着轮椅的人也常常出行，但在这里，几乎看不到残疾人。
非政府组织国际助残(Handicap International)在北京的残疾人权利倡导者Maggie Sun表示，中国有种保护残疾人的文化，这影响了残疾人变得更独立的能力。Sun陪同厄曼参观了故宫。
Sun还说，在中国，残疾人家庭认为照顾残疾人是家人的责任，家人想保护残疾人，因此很多时候不让残疾人外出。
这次访问期间，厄曼还与中国官员会面，游说他们做出一些改变来帮助中国的残疾人。她说，或许最重要的是通过实施更具融合性的教育、取消歧视政策和建立更多以社区为基础的服务来帮助培养一种残疾人独立文化。
中国在教育方面已取得一些进步，近来开始推行高考盲文试卷。但正如Sun指出的，所有考生都必须参加体检，而中国的教育制度仍允许高等院校拒绝录取身体有缺陷的考生。
在厄曼看来，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与中国统计残疾者人数的方式有关。对残疾者人数的统计会影响政府支出。
Josh Chin/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政府下属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聂晶表示，之所以会出现上述差别是因为中国对残疾人的界定更加严格。WHO对残疾人的定义是指在一项或多项主要生活活动方面受限的广泛人群。但中国定义的残疾人仅为那些有所谓“典型”障碍的人群，障碍包括听力、视觉、语言或心智功能问题。
聂晶表示，中国残疾人口统计数字是合理的，也是根据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而定的。她说，如果残疾人口过多，政府就没法帮助所有残疾人。
但厄曼说，改善残疾人生活环境的开支其实可以产生更广泛的效益。在故宫之旅结束的时候，她指着一位穿着讲究、在无障碍通道上推着一辆宽大婴儿车的女士说，人们之所以能推这么大一辆婴儿车参观故宫，唯一的原因是故宫里面到处都修建了残障者专用坡道。
Josh C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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