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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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改革还是革命，都是要调整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使之朝更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方向优化。所谓成功的改革，往往是先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成为改革的受益者，然后再使改革的目标受益者收获最大的那块改革红利；而所谓彻底的革命，常常发生在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都受到显著损害的时候，这时候无论原有的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无法再照原样生活下去，整个社会被搅成了一锅粥，这种情况下，从根本上重塑社会利益格局的革命自然在所难免。抗战结束至今，中国既发生了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和一次堪称成功的经济改革，也上演过一出领导者凭主观臆想导演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并且正在迎来升级版的经济改革。通过研究分析这些过往的革命和改革，或许能为中国的新一轮经济改革提供一些启示。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其实是有机会避免大规模社会革命爆发的，那时候经过长达八年的全民磨难，中国整个社会都迫切需要休养生息，国民政府这时候只要能够避免或较长时间地推迟内战爆发，便可以给全社会大多数成员创造一个较为安定的生存条件，如果能在这一基础上再进行一些土地和社会政策方面的改革，爆发社会革命的可能性更会大幅降低。但由于蒋介石要一统江山的紧迫感太强，不肯向已成气候的共产党做出足够的让步，终于导致内战全面爆发，物价飞涨，连工商业者和城市白领的利益也受到巨大损害，造成南京政府的政权基础大幅缩水，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终于无可避免。
在蒋介石政权亲手促成的这场“完美革命”中成为最终胜利者的毛泽东，对于自己一手缔造的“新中国”却并不感到满意。他说，我们自己就建设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显然，他认为1949年的中国革命并没有将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调整到理想状态，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于是，毛泽东在晚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他说，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据他自己说就是要继续革这些“走资派”的命。
毛泽东的这种说辞在任何存在利益分配不平等的社会都不难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鸣，但问题是，只有他心目中的那些“走资派”有好房子、有汽车、有高薪水和服务员吗？这些待遇和享受他又放弃过哪一样？如果革命只是推翻或打倒既得利益者阶层中的一部分人，而这一阶层整体的物质待遇却维持不变，最高领导人依然高居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这又如何能算一场革命呢？
革命必然是一场谁也无法预料后果的社会大爆炸，而不可能是毛泽东所臆想的这种“受控核爆炸”。在既得利益阶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要调整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只能靠改革。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世所公认的成绩，与改革初期的良好起步有很大关系。笔者到现在依然认为，上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的那几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幸福感最强的几年。当时刚刚经历了“文革”严寒的中国，整个社会的气氛越来越宽松，人们精神上普遍有一种解脱束缚的感觉；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制，农民收入显著增长；工人的铁饭碗依然未被打破，而他们在经历文革十年后终于开始涨工资，农贸市场的出现又改善了城市的市场供应。可以说，正是毛泽东晚年在政治和经济上一系列极左做法导致的中国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既极端简单又极度扭曲的局面，使其继任者获得了通过简单易行的改革便让大多数社会成员短时间内全都成为受益者的条件。
这以后的几十年里，虽然中国的改革也经历过险途和弯路，出现过上世纪90年代的城市工人大规模下岗和农民收入停滞甚至倒退，以及本世纪以来情况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均和官员腐败问题，但或许正是由于最初那几年里留给老百姓的美好记忆太过强烈了，直到今天，“改革”依然是中国社会最具感召力和公信力的词汇，可以说，改革是当今政府的最大“正资产”。
但要把这笔正资产继续保持下去，就必须打造经济改革的升级版，有效解决改革中出现的上述问题。总结中国这几十年来在革命和改革方面的经验教训，首先的一点结论是，不要把本可以通过改革就能解决问题（或至少是不使问题严重恶化）的局面弄到要引爆社会革命的地步，而要做到这一点，为政者能否准确把握大局、适时做出必要让步是关键。
其次，为政者不要让政治理想主义冲淡自己的施政理性。毛泽东当年虽然敏锐意识到中国在平等口号掩护下的不平等制度，但他却想在保留自己作为这一制度最大受益者的前提下推翻这一制度，这种非理性行为直接导致了中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治动荡。
其三，要努力防止社会利益的固化。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实践虽然谬误多多，但其客观上却也产生了一个积极结果，那就是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清洗使社会既得利益阶层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没有固化到特定的人群和集团身上。正因为如此，一旦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文革造反派被推翻，几乎所有社会成员都可以从社会控制的放松和经济改革中受益，这也正是中国改革在上世纪80年代初能够迅速获得推进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近些年来，既得利益集团阻挠和绑架改革的问题日益突出，这已成为中国打造改革升级版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近日表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智慧突破利益固化藩篱，为政者能够拿出什么具体措施值得关注。
其四，经济改革的成功离不开政治改革的配合。现在世人似乎有种误解，认为中国就是在不搞政治改革的前提下取得经济改革的成功的。其实，回顾一下历史便可清楚发现，如果当年没有推翻四人帮及文革造反派，没有结束毛泽东晚年的非理性政治路线，此后的经济改革又何从谈起？现在要想打造经济改革的升级版，恐怕还是要从解除政治束缚破题。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在改革和革命的交替煎熬中不断演进着，近年有学者提出了“告别革命”的口号，但愿我们不要在告别革命的同时也告别改革。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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